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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发展史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它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井井有条。但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泥潭。于是，变革成为一种必然！1978年：时代的拐点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上全是革命，全是社论。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偏差。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历史碎片一：企业思想边界和现代商业伦理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个十分微妙的年份。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在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文章作者胡福明，变革初期思想领域的“违法第一人”，无疑突破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就在他作好坐牢准备的时候，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嘛，扳不到嘛！”邓公一席话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它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唯实践论”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号角的第一块思想基石，它成为日后引导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构成了中国改革文化的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历史碎片二：民间公司的逻辑根源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生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穿着破衣褴衫的农民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包干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不少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迅猛生长，在逻辑根源上，应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也是在1978年，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的民间公司模式。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创记录地当了48年村党支部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在60年代，华西村就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团。鲁冠球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均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要什么做什么。让人惊奇的是，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7~8年后，在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在这里，必须提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