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土地.docVIP

杨照 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土地 　　信念这个东西，不付诸行动就显得特别虚头巴脑。『故事真的可以照亮现实。』怎么去实现？什么是现实？杨照自己也很难回答，唯有将故事不停地讲。 　　与20年前比，现在的台湾大学大得离谱。1983年前后，在还没那么大的台大，杨照和马家辉几乎同时在校园里混过四年。 　　杨照比马家辉大一届，读历史系。台大在他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迹是老校长傅斯年的埋骨所在—傅园。“傅园有一种浪漫和鬼魅。“杨照没课的时候，枯坐在傅园，青年时期许多小说的发想，还有后来被认为“最深邃的哲学思辨”，都在这里坐出来。 　　马家辉是“香港仔”，高二迷上了李敖。去台大读书是立下“大志”—21岁前要写成一本《李敖研究》。大二下学期，《李敖研究》如愿出版。马家辉也因为“当科”差点被退学。幸好他懂得“巴结逢迎”，使尽手腕让自己留了下来。 　　台大校园里，杨照与马家辉从无交集。形只影单的杨照成名很早，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得奖、出书。四年后，马家辉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时，对“这位眼神深邃、声调厚壮的同龄人深表仰慕”。再三年后，马家辉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读博士，身边越来越多的台湾留学生谈论着正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杨照。有一位同系师兄去哈佛开会，回来用十五分钟讲述了杨照的才华。马家辉听着，听到了一个“杨照传奇”。 　　读完博士，马家辉在《明报》担任副总编辑，第一时间找杨照约稿。“喂”电话里声音传来，印证了马家辉对杨照的“传奇”想像。他的声音厚实、有说服力。多年后，马家辉和杨照时常坐下来聊天谈地，除了梁文道，马家辉至今没有找到第三个作家有这样的“声力”。 　　张铁志是台湾当前最活跃的摇滚、文化和政治评论人。“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20年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写作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他评价。 　　张铁志恭维的其实何止杨照，也包括了他自己或者他们一代人。或许说，其间的隐性问题是：张铁志、杨照这样的“评论家”是怎么炼成的？这个问题，似乎无法用才华横溢来单纯作答，它更多像是一个时代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即，评论家怎么影响时代？如同五四时期，军阀改变的只是社会结构，而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这些知识分子的笔杆子可比枪炮厉害多了。他们改变的是整个时代的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正处于转型阶段。当时的台湾青年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在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里，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探寻自由和民主。这些评论者中，对张铁志影响最深的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成为台湾文化社会讨论的焦点。从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到《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杨照的文字里亮明“本土左派世界观”—“我的批评，也正是以梦想为尺，对现实的修正意见。我在台湾做梦，并以台湾为我梦想的主要对象”。反叛青年张铁志读下来，建立起了新的价值方向。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最好的时光。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者。张铁志跟随着杨照的脚步，出国念博士、写作、做报纸。五四的终结是知识分子共同叫响了口号，然后各行其是。当台湾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时代所固有的凝聚力也烟消云散。“轻薄短小”的时代来了，深度评论和报道一夜间沦为“毒药”，新兴的博客和网络媒体让报纸的尊严荡然无存。张铁志开始走自己的路。杨照却还是那个杨照。从《明日报》到《新新闻》，他依然在写，至今还在写。 　　写作为生的人，有时也像个手艺人。只要坐下来，文字就会从指端涓涓往外淌。写作是一份工作，杨照把自己训练得“胸有成竹”。可是，工作哪有什么乐趣。这只是纪律。人家约请，就得写。写作变成是一种责任。 　　“胸有成竹”是“童子功”。杨照从国小开始自我练成。当时台湾的意识形态统治严重，学生的文章无论如何要在结尾部分跟“国家”扯上关系。 杨照翻开《作文模版大全》，翻多几回，乍然理解。“这有什么难的”。从此，拿到题目，先将语气激昂的“爱国报国”结语想好，然后，再回头推想如何铺陈。 　　结尾是规定动作，开头是笔头乐趣。写评论是工作节奏，写小说是人生趣味。杨照将这两件事分得异常清楚。做了几十年主笔，写评论是手到擒来。写小说，从来都是在墨水里泡。“用手写是一种习惯，有一种财产感。用电脑打出来，不像是我的。不管写得好不好，手写出来就是我的字。”这两年，杨照还有另外一种感觉。用电脑敲出来的字句和用一笔一画写出来不一样。电脑写有一种不确定感，随时可以改、复制，字句和段落都没有那么精确。手写稿落笔之前，想得一清二楚。坐在电脑前，杨照可以一直写，甚至在不知道写出来的是什么。写手稿，一个字不清楚都无法提笔。 　　写小说是件大事， 是对现实的若即若离。“是我的自尊和自重”，杨照说。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写，哪怕只是五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