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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的态度导向量表在中国的检验 一、引言 国际上，学者们经常用个性理论和人口统计信息来识别企业家特征，前者侧重于个人的性格特点，后者包括性别、种族、家中排行等。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个性特征会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带入死胡同，应当把企业家与其周围环境（如社会、金融、技术等）间的互动关系考虑进去(Carsrud　 Johnson,1989)。Robinson等人(1991)从态度理论角度，设计出企业家精神态度导向量表(Entrepreneurial Attitude Orientation EAO)，从业务成就、业务创新、对业务结果控制的感知及感知的职场自尊四个方面衡量企业家精神，并通过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证明了这种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关注企业家精神相关课题。但是对于衡量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相关研究大多仍着重于测量企业家的个性特点或动机倾向（王坤和荣兆梓，2005；苏方国，2005）或采用教育背景（肖建忠，易杏花，Smallbone，1995）等人口统计变量来识别企业家。从态度理论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几乎是一项空白。基于这一点，本文引进Robinson等人所设计的企业家精神态度导向量表应用于中国社会。这将是首次在中国社会检验此量表的有效性。同时，也符合Robinson等人关于将其设计出的量表应用于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中进行检验的预测。本文其他部分分别为文献回顾、研究方法和结论。 二、文献回顾 1.企业家精神定义 企业家精神这一表达方式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琼-巴普蒂斯特提出。当代的企业家精神研究源于熊彼特，他论证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他们通过开发新产品、新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创新活动来激发经济活力，将企业家精神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不断替换或破坏已有的产品或生产方式。Gartner(1990)提出定义企业家精神的八因素：企业家个性特点，创新，创立组织，创造价值，盈利和非盈利，成长，独特性以及业主—管理者。 2.个性特征与企业家精神 个性特征着重于测量企业家的个性特点或动机倾向，始于McClelland等人(1953,1961)。之后众多学者前赴后继，试图寻找企业家特有的个性特点(Brockhaus,1975;Brockhaus和Horwitz,1986)。该研究视角有如下弊端：(1)这种基于个性的研究方法和量表并不是专为企业家精神研究而开发的，而是借鉴于心理学领域，应用于企业家精神领域的研究，有时候并不合适和有效，对于各种企业家精神结果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或只是边际显著。(2)测量同一概念的不同量表间的相关性差，即缺乏收敛效度。(3)心理学是用来测量各种情境下的普遍倾向的，当这种普遍情境专用于某一领域，如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时，就会不适用，如用空间立体感和色彩搭配感等艺术特质来测量企业家精神的商业创造性就显得不合适。(4)个性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未考虑人类行为和周围环境间的互动关系。 3.人口统计信息与企业家精神 采用人口统计信息来识别企业家的假设是，拥有相似背景的人会有相似的稳定特征，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家庭背景和经历，如家中排行、婚姻状况、年龄、父母和自己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以往的工作经历和工作习惯等，通过各种测量指标可以对群体中的企业家做出预测(Brockhaus,1982;Hisfich,1986; Jacobowitz和Vidler,1982)。这种方法有如下三方面不足：(1)该方法的假设是人类行为由各种人口特征决定，或受其强烈影响，如性别、种族、家中排行等，但实际上，行为更多的是对周边环境的反应。(2)有的学者把人口特征作为个性特征的代名词，给不同人群赋予特定的个性，因此，他们实际上是用个性特征来衡量企业家精神，而非用人口特征来衡量 (3)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相互矛盾，无法预测企业家精神。 4.企业家精神态度导向量表 基于以上不足，Robinson等人(1991)根据态度理论三维度模型开发出EAO。态度是对某一对象的喜好或不喜好的总体反应。对象可以是某个特定的人、地方、东西、事件、行为、精神概念、认知倾向和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以上的组合。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发特定的态度量表。有的学者认为态度是单一维度的，是一种情感反应，而有的学者认为，态度包括情感(affect)、认知(cognition)和动向(conation)三个维度(Allport，1935；Breckler，1984；Chaiken和Stangor，1987)，情感指对某物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认知指对某物的信念和看法，动向则指可能采取的行动和行为方式。EAO采用的是这种多维度结构。由于态度不如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