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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届优秀实习生实习报告 那四个月所遇所感如此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是因为7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永不抵达的列车》（《中国青年报》2011.7.27） 7.23列车事故时候，中青的这篇文章以一种细腻而舒缓的方式刺入人们心中，刺到最深处、最痛处。 这就是中青报，这正是它应有的风采和力量。虽然庄重严肃，却从不吝啬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表达，每每总是从细微和平常之处发掘真相、扶持正义。 读完这篇文章，和中青在一起的日子，也变得开始历历在目、越发清晰起来。 因为高中时期对它的偏爱，在实习志愿表上，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它的名字。 报社和我想象中不大一样，我以为记者是年轻人的事业，报社中应当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激扬文字、慷慨而谈，甚至还有点愤世嫉俗。然而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安静，说冷清也毫不为过。从二楼到四楼的记者办公室里，三三两两的人，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后来才知道记者平常是不坐班的，不是在外面跑，就是在家中写稿。而正是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中，我开始慢慢了解到一个在课堂上无法触碰到的最真实的新闻世界。 ● 新闻不是帮帮看 很幸运，我被分到了中青法治与社会版面，这个版面，注定不会宁静。 法治版的实习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接待上访者和接听热线电话，从上访者口中找到值得成稿的新闻线索。于是，每天我都有在与弱势群体打交道；于是，我听到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故事。让刚刚从校园的象牙塔里出来的我，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的辛酸无助。 年轻的农村小伙儿和他年迈的父亲被同村人用土枪打伤致残，因为最初的重伤证明被改成轻伤而无法申请立案。他们俩父子拄着拐杖来报社，但是证据不足，没有重伤证明，我们帮不了他们； 监狱里的亲人触电死，还没有看到尸体监狱就给火化了，只去捧回一个骨灰盒，但是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年了，时隔境迁，证据不足，想要个说法也难； 因为强拆去上访的青年被抓去劳教两年，抓去后又不给探望，青年和家中没了联系。他的母亲哭着打来电话，求求我们帮帮她，但是上访被非法劳教的人太多了，新闻价值已经不剩多少； 五六个村民来报社揭发村支书卖了他们的地，他们很气愤、很无奈，他们蹲着和我诉苦，用无助的眼神期待着我能够帮他们。可是这样霸道蛮横的村支书恐怕不在少数，他们的材料又太单一了，只有照片，没有任何公示和合同，成不了新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孕妇被认定成揭发领导腐败的检举人，揭发又以诽谤定罪，拘留、盘问、恐吓因受惊吓胎儿在腹中死亡，孕妇自杀未遂。后来几万块让案子不了了之，但孩子再也回不来； 开始的时候，我带着那一份份求助和希望将线索一个一个报告给老师，老师否定了其中的新闻价值，原因大多都是因为此类事件发生得太多，缺失了新鲜性和显著性，比如强拆、劳教、黑监狱除非他们的事情有所特殊和重要性。这个时候我总会心有不甘地补上一句，他们很惨啊。老师说，不是惨就能报。 接待的上访者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明白了。确实，不是惨就可以报，新闻价值毕竟不是以惨来评定的。悲惨之事数不清，可怜之人帮不完，甚至，在一遍遍报道哪儿又强拆了，谁又成了惨烈的钉子户，大众反而变得麻木，悲剧反而被视为常态。 带我的王老师常常反问我的那句话：报道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为读者单一呈现简单的事件，像计算器一样列出一个又一个相同的悲剧，而是应该找出最能反映问题和矛盾的事件，做出细致的采访和深入的分析，力争一篇文章能解决一点问题。 不报道，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惨，惨得不够彻底，而是因为他们虽然很惨，但是他们的证据不足、反映面不充分，他们的遭遇被报道对推动法治进程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用太小太小。时间、空间、版面和政策的限制，让我们只能有所筛选，找到最能戳中矛盾中心的事件去报道，用以推动法制的完善，从而减少悲剧的发生。 二，被拒绝和有耐心的博弈 新闻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和人打交道难免被拒绝，可是采访任务没完成，被拒绝多少次也要硬着头皮继续。 曾经为了各地公布一把手电话，我要打电话看看那些被公布的一把手领导手机号码是否打得通，一整天的时间，我就和电话为伴了。 副主编跟我说要多打几个地方、多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