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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廉政的制度基础 　　“腐败现象是深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这是江 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的。基于这一认识，长期以来全党对反腐败工作一直高度重视，查处了一大批腐败案件，对所涉及的相关人员，无论其地位多高、贡献多大，均严格依法惩办，决不姑息迁就。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党同腐败现象的斗争彰显了我们党和政府的社会主义本质，表明腐败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腐败现象为何屡禁不绝，以致于必须“从关系全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对待反腐败问题呢?除了一些党员丧失党员先进性，丢弃党的宗旨，私欲日益膨胀之外，廉政机制的缺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正所谓“落后的机制是孕育怪胎的温床。”因此，反腐与廉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反腐斗争必须与廉政机制的建构同步进行，不可偏废。 　　任何治政方略均立足于对人性的认识，廉政机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非其本身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从来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表现为社会关系的人的本质也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人性。我们党继承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科学认识，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方略，在廉政方面，主张德治和法治并举。 　　按照一般的理解，德治是指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在目前阶段，以德治国，在廉政建设上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中，把行动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上。 　　基于“德”自身的特性——即不依赖于外在强制力——而言，德治，实际上是以德导人、以德范人。由于人们在德性上具有个体差异性和层次性，因而，以德导人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德治的实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施教者自身应该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二是被施教者要有向善的可能性和主动性或有追求德性的需要。在这两个条件中，缺少前者只会导向道德上的伪善;缺少后者，这种对人的道德引导就没有效果。德治的这种特性被称为软约束或柔性约束，它极容易沦为形式主义，来时轰轰烈烈，去时无影无踪。道德约束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得到良好的制度安排的配合，为了使软约束硬起来，不久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各级党政机关和每一个公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另外，为了防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各行业也制定了职业伦理规范，如《法官职业伦理规范》、《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公安边防部队总队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十不准》、公安部的“五条禁令”等，同时积极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月活动。这些职业伦理规范的出台和廉政教育活动的开展，使柔性的道德要求具备了一种刚性的品格，成为廉政建设的实实在在的衡量标尺。道德规范伦理化，伦理规范实体化，是党在新时期廉政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标志着“以德治国”方略在廉政机制的建构中逐步得以落实。 　　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理想追求和注重现实的关系。在廉政机制的建构过程中，德治的目的就在于追求一种政治活动中的纯洁，并努力以高尚的情操来涤洗人性中一切污浊的违背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并经过不断的外界影响来弥合人们道德上的缺陷，以达到一种较完善的人格，最后实现腐败的自动清除。而法治则表现出一种注重现实的手段性。一般而言，廉政法制制定得公正，并得到公正有效执行的国家，其腐败程度相对较轻，这样的国家也就更接近法治的国家。在惩治腐败的斗争中，我们国家对法治的呼声日隆。江泽民同志针对惩治腐败而提出的“法制是保证”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法治”，就其本质而言，即规则、制度的统治，以此与人的统治相区别，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通俗的讲，法治就是要求廉政措施制度化。具体表现在：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1998年以来，在全国所有党政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党政机关与其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2002年，国务院取消了793项行政审批项目，将权力返还市场、回归社会，下放地方。自此，全国上下，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审批制改革浪潮。这些措施的认识论基础是：腐败源于权力的滥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计划经济是一种审批经济，拥有行政审批权的经济管理部门是腐败现象的易发、高发部门。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同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