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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论 西方社会权利的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权利研究 权利和义务 权利和权力 第一节 西方社会权利的历史 “欧洲文明是希腊人、罗马人和犹太人的遗产。” ——[法]克洛德·德尔玛：《欧洲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一、西方社会权利的始点——古希腊、古罗马人的权利 在古希腊城邦制时代，个人与城邦（国家）是高度复合的，所以那一时期并不存在个人或个体的观念。所以在城邦制时期能够被解释为权利的东西，就仅仅是指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参与城邦管理的资格，而不是指公民作为独立的个体所能拥有的诸种权利。 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和管理的这种资格也并不是个人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主体而当然拥有的权利，而是个人作为城邦的一份子由城邦分配给他的一种机会、或授予的资格。这种机会和资格是人成为城邦公民的资格，没有这种机会和资格的人不能被称为城邦的公民。在当时妇女和奴隶并不具有城邦公民的身份地位。因此，希腊人最先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从现代来看就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权利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希腊人最先提供给我们一种思考权利的方法，但是古希腊时期却并不存在“权利”这个词，甚至不曾出现过和“权利”一词等值的语词。据学者考证，直到中世纪结束前夕，任何古代或中世纪的语言里都找不到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权利”语词来准确翻译的词语。 在希腊后期，城邦制开始逐渐走向衰落。随着城邦制的衰落，个人或者个体的观念开始浮出水面，因为城邦的衰落使得人们无法继续依赖城邦，而不得不学会过独立的生活。个人概念和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对罗马私权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性的重要作用。 罗马人则是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来思考权利问题的，并且最先实践了一种权利制度。举世闻名的罗马法的精义就在于它是权利法，罗马法本身是由一系列私人权利所构成的私权法。在罗马，权利被看作是法律所确认的个人和团体的利益。 罗马时期的权利和古希腊时期的权利有两点不同：第一，罗马法学家是从法律观念出发阐释权利的，认为权利生于法律，没有法律上的规定个人和团体是不能对自身的利益主张权利的。这不同于希腊后期哲学所认为的权利（自然法）是优于并且先于法律而存在的。 第二，罗马法中的权利的特性之一是“私人性”。所谓私人性即罗马法中的权利仅仅是指个人对他人的利益要求，而并不包括个人对国家和社会方面的政治要求。这显然与古希腊城邦制时期的权利解释不同。 二、18-19世纪：从自然权利到个人本位的权利 启蒙思想家们宣扬这样的理论：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人人都享有大自然赋予的不可剥夺的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权等。 启蒙思想家们各自从自己的理想出发，把自古罗马以来的私人权利体系变成了一种全新的“自然权利”体系。对于这种自然权利体系，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几乎都用不同的文字表达了一种相同的观点：人的自然权利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基础。 法国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指出：“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地、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法国1791年宪法把人权宣言作为了宪法的序文，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任务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并且国家权力结构须以三权分立为原则来组织。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组成自己的政府，政府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危害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新的政府的基本原则和政权组织形式，必须是最便于实现人民的安全和幸福。”在美国，从《独立宣言》到各州宪法，从各州宪法到联邦宪法，都贯穿着一个核心理论：保障人的权利，建立限权政府。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然法就变成了宪法，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自然权利就上升为宪法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言论出版自由权、信仰自由权、财产权、结社权等。 这些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以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利显然不同于罗马法所确认的私人权利： 第一，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因此，它本身是高于宪法和法律的，用启蒙思想家的话说，这些权利根源于人的理性、是天赋的，是人之为人而与生俱来的，因而宪法和法律不是在创造权利，而仅是在确认这些权利而已，并且对这些自然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构成了政府权力运行的基础。 第二，这种权利不是罗马私权的那种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产生的私权，而是基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形成的个人“特权”。因此，这种权利实现的重要条件不是相对应的另一个人义务的正当履行，而是国家权力的合法运行，或者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