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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论文-农民自组织资源的缺失与再生 行政管理论文-农民自组织资源的缺失与再生 减轻农民负担，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文件年年在发。因农民负担而引发的事件却时不时地发生着；中西部地区个别地方甚至呈加重的趋势。农民负担，乡村债务的积重难返，终于使中央高层下决心用200到300亿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逐步在全国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强，说它开启了二 十一世纪中国农民“第三次革命”的大门，远不为过。 就在我们为“第三次革命”寄予更多期待时，农民许绍堂的自杀却给了我们更深的思考：事件最初由于300元负担款而起，但导致他最终走上绝路的原因却是多样的。如果不是社长许学忠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的过激行为；如果乡干部在收取税费款时能认真正视许绍堂提出的问题；如果许绍堂的儿子在外打工没有出事；如果县乡各级有个通畅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如果基层司法援助制度完善一些；如果许绍堂受过多一点的教育，心理承受能力好一些……上述其中任何一项“如果”能发挥作用，许绍堂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的可能性更大。 这些“如果”的背后，涉及更多的制度体制的深层矛盾：即庞大的权力体制与弱小的个体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经济市场化、利益多元化社会的固有特征。在中国农村，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格局的不对称的显著表现是：一方面农民生存在边缘状态，处于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体制的未端；另一方面农民自组织资源严重缺失。在许绍堂自杀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