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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法律历史的深处（学科走向） ——我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 何勤华 《 人民日报 》（ 2015年02月09日 ? 16 版） 　　制图：蔡华伟 　　我国对法律史展开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史学界焕发了青春，步入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学术梯队逐渐形成 　　从我国当前法律史研究发展的整体状况来看，有分量的成果不断增多，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人才梯队逐步形成，展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局面。 　　力作不断涌现。一大批优秀的法律史作品开始涌现，如栗劲著《秦律通论》、俞荣根著《儒家法思想通论》、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以及李光灿和张国华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等等。与此同时，一批优秀的法制史论文在《法学研究》《历史研究》等高水平刊物上发表，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等机构也出版了多套外国法律史翻译作品。 　　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在近年的法律史研究中，一批中青年法律史学者开始迅速成长，并在相应领域取得不俗成果。如朱勇的宗族法规研究，霍存福的唐代令、式研究，徐国栋的罗马公法研究，李秀清的日耳曼法研究，张中秋的中西方比较法文化（史）研究，陈景良的宋代法律史研究，赵晓耕、俞江和李启成的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大大提升了我国法律史研究的水准。 　　注重法律文化的传承。在中国法律史料文献点校、清末民国法学著作整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翻译引进之法学译著整理点校等方面，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如杨一凡主持整理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华东政法大学组织勘校的“民国法律名著丛书”以及“中国近代法学译丛”、《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大清新法令》，等等。 　　发展不平衡、成果重复出版等问题制约法律史研究进一步繁荣 　　在我国的法律史研究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许多年轻人偏重于清末民国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容易搜索，也易于阅读和理解。而对明代以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人则比较少。尤其是隋唐以前的法律史课题，研究的年轻人就更少。就外国法律史研究而言，比较多集中在对英、美法律史的研究上，一来因为懂英语的人较多，二来这些国家的史料也相对容易查找。对其他国家的法律史，由于缺少相应的语言背景，如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研究的人就较少。此外，由于法律史研究人员中通晓拉丁语、古希腊语、梵语、印第语、波斯语、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的人更少，所以对古代希腊法、罗马公法、古印度法、波斯帝国法律，以及古代两河流域各个王朝巴比伦、赫梯、亚述等国家与地区法律史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展开。 　　研究成果的重复出版和对原始文献资料的封锁，是当前法律史研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虽然我们每年会推出相当数量的成果，但重复研究的较多。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热门的专题研究方面，如中国近代宪政制度研究、近代司法制度改革研究、近代民商法研究等，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在民国时期有些著名法学家著作的整理点校方面，如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王世杰和钱端升的《比较宪法》、黄右昌的《罗马法与现代》和龚钺的《比较法学概要》等，都已经出版了多种重印本。另一方面，在简牍的整理和解读方面，出现了封锁史料、独家垄断整理的情况。某一个研究机构或大学得到一批珍贵的简牍后，并不是尽快地将其影印出版，而是握在自己手中，几年甚至数十年也不公开，关起门来自己慢慢地研究解读。这显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 　　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在我国，法律史学科大体分为五个分支：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和比较法学。在这五个主要分支中，中国法制史是教育部规定的法学本科专业16门主干课之一，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力量比较雄厚，推出的成果也较多。而其他几个分支，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能开出选修课，从事研究的教师相对较少。虽然这些分支学科也都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会，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和比较法学研究会还都是国家一级学会，但人数较少，社会影响力也不大。 　　进一步深化法律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要解决好上述问题，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法律史研究，就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问题思维、历史观念、史料意识、多元方法等方面倾注心血，下苦功夫。 　　问题思维。法律史研究发展至今天，不能再满足于仅仅介绍一些历史法律事件、人物和制度，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事件、人物和制度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演变的社会背景、兴衰存亡的规律。即在法律史研究中，需要通过多想几个“为什么”的问题思维，将研究层层推向深入。 　　历史观念。历史观念是指我们对待历史上存在的任何事物，包括法律思想和制度以及事件与人物，都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