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殿清马克思主义与三权分立.doc

张殿清：马克思主义与三权分立 作者：张殿清 来源：王霄先生荐文 来源日期：2012-2-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7 23:37:55 阅读量：2001次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抽屉 豆瓣网 凤凰微博 　　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马克思主义与三权分立无缘。因为马克思曾说过：“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17-358）假如仅根据这一句话就断定，马克思是不主张甚至是反对实行三权分立的，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误解。恰恰相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最坚定地支持和主张必须要对国家的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 　　以下所述，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一 　　首先，请让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君主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政体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众所周知，法国的路易十四就曾有过如此的一句名言：“朕即国家”。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了君主制的实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曾引用过它。 　　对此，马克思就曾以普鲁士为例写道：“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1-412）对此，恩格斯就是这样地写道：在君主制的国家里，“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22-611）。 　　对于这种君主专制制度，马克思甚至早在1843年就是这样地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411，414）。对此，恩格斯甚至早在1844年就是这样地写道：“纯粹的君主政体会引起恐怖，使人想起东方和罗马的君王暴政。”（1-681） 　　在这种专制制度下，马克思写道：“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1-467）在这种政体下，人们垂头丧气，唯命是听，就象“默默无言的牲口”（1-414）。例如，在当时的普鲁士，“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1-21）；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既不准坦率地讨论本国的事物，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外国的事物”（1-11）。对此，恩格斯就是这样地写道：“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8-17）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发动了政变，解散了议会，并将国家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样，他对法国就又重新实行了独裁统治。请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政体的有关评论。 　　马克思写道：“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8-124）“这样，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8-214） 　　恩格斯甚至早在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第二天就是这样地写道：在这一独裁专制的政体下，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有的是十足的戒严状态，他把国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绝对专制......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对立面的前景呵”！（27-402） 　　在波拿巴式的这种专制统治下，经济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迅速高度的发展，但这只能有利于上层和官僚，而不利于广大劳动人民。马克思对此就是这样地写道：“在它（指第二帝国）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17-357） 　　对此，恩格斯就是这样地写道：“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取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22-219） 　　由此可见，对于君主制，无论其形式如何，也无论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他们就曾这样反复地强调：必须要“废除”和“铲除”君主制度，必须要“摧毁和消灭”任何形式的君主制度。 　　二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决反对将全部权力或三权都集中于一身的君主专制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