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楷科技分享——“棱镜”风波：网络权力游戏四问.docxVIP

“棱镜”风波：网络权力游戏四问摘取《周末画报》斯诺登泄密指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什么“网络战”的话，那会是一场大国政府（如华盛顿和北京）、全球企业（如谷歌）、关键个人（如斯诺登）起决定作用的全面混战。与其说是网络战，还不如说是网络权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没有适当的监督和制衡，谁都可能是坏蛋。CIA前雇员、美国国安局（NSA）外包公司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潜逃香港，向《卫报》、《华盛顿邮报》提供有关NSA秘密互联网数据监控项目“棱镜”的PPT文件，随即掀起了全世界范围的“窃听风暴”。围绕“棱镜”的诸多问题，甚至比这个爆料本身更让人关注。第一问“棱镜”到底是什么？真相最重要。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那4页设计粗糙的PPT文件，对棱镜项目的描述是夸大和不准确的：所有公司都明确表示NSA没有直接的服务器权限，也没有“驻扎”在服务器的后门程序。假设这样的“直接权限”、“驻扎后门”程序存在，它向NSA传输海量数据，必然会严重威胁这些公司核心服务器安全和性能。有人假设这个项目在主干网把这些公司传输的数据做镜像备份，目前也倾向于不会这样，因为这个假想程序必须完全熟悉9大公司内部程序中的数据设置，并会随着功能升级而随时更新监听数据格式（例如Facebook常常增加新的用户属性数据），很难想象美国政府能和美国企业有如此密切的配合至今还没出事。所以目前基本只有一种可能，“棱镜”程序是一个大量（而不是海量）用户资料征询的收集池。美国联邦政府需要查询什么嫌疑人的资料，“棱镜”就自动（或人工）向9大公司发布数据请求，公司返回数据通过“棱镜”告知政府查询人。随着查询数据越来越多，“棱镜”就成为包含数万国安嫌疑人的资料库，为联邦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根据Facebook、苹果、雅虎最新公布的数据，在过去一两年，各级美国政府对它们的数据查询请求大约是1万起上下，NSA的“棱镜”项目应当占据很大的比率。所以，斯诺登的PPT文件上所谓“有直接服务器权限下载数百万的数据”的说法，和事实差得太远。这就解释了美国司法部对斯诺登的泄密尚且镇静的原因。因为每年1万起嫌疑人查询请求，还是有可能得到特别法庭背书的，应当不会超越“9·11”后《爱国者法案》和《情报法》（FISA）的合法授权范围。当然，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基本是所有的数据请求都背书，几乎成了空白支票，这才是不合理的地方。第二问为什么美国人对互联网监控无所谓？当几乎全世界都把“棱镜”风波当成互联网时代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把斯诺登视作信息自由英雄的时候，美国却奇怪地和世界舆论保持了距离。对“棱镜”项目暴露出的数据监控过于随意的问题，《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公开认为在“9·11”后，相对于公民隐私，他宁愿选择安全。民调也是类似看法，一半的美国人接受类似“棱镜”项目存在的合理性。NSA局长亚历山大将军在国会听证时，把“棱镜”数据曾经有效地制止了两起恐怖案件，当作该项目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这种解释也就轻易得到了媒体的认可。“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2年，美国主流社会依然可以因恐惧让渡自己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权利。《宪法第四修正案》和相关判例是组成美国世界人权标杆地位的里程碑之一，全文是“任何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没有合理事实依据，不能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搜查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搜查的地点、需要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逮捕的人”。这个条款也是“隐私权”的法理来源。美国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引申出来的“隐私”保护，因时代不同，程度不一。在民权高涨的1960年代，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电话亭都不能无传票监听嫌疑人，非法监听不能作为证据；但在“9·11”之后，监控技术在发展，法院对隐私保护的意愿却因为恐惧而大大降低，现在电话元数据记录、无人飞机的空中拍摄、街头镜头监控被认为不是侵犯隐私，而查看网络数据包括Email内容，也因为反恐法案得到了非常便利的授权。2011年开始热播、今年下半年要播第3季的美国电视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几乎就是“棱镜”风波的翻版。一个计算机天才为NSA设计了可以搜集所有美国人各种海量信息的超级机器，并且预测犯罪。这位天才对政府的人说：“我宁愿让机器来搜集我的隐私，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政府）来破坏我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权利。”这大概反映美国人的主流心态：“为了安全，可以允许不被政府滥用的机器来搜集和分析我的隐私，反正我也不是恐怖分子。”说实话，今天也没哪个国家的人在保护公民隐私问题上比美国人做得更好。只能说，拉丹“9·11”的恐怖袭击，把整个人类的权利意识炸退了几十年。第三问为什么全球公司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监控非美国人？奥巴马对ldquo;棱镜”项目的辩护基本是此项目是针对外国人，并不包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