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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康有为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又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爱国运动和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动系统地接受了封建传统教育。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事实上，慈禧太后在一开始是赞成在她许可的范围之内实施戊戌变法的，有记载可以证明： １.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２.慈禧太后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３.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慈禧本人也说，只要“不遗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绪“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４.《周馥年谱》写道：“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 ５.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厉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时任京官、与奕邼、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反对变法的，但他竟明确说慈禧“无仇新法之意”，并说她之所以发动政变，乃是“利害切身”所引起的，这应该是可信的。 ６.甚至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慈禧并不反对变法的记述：“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为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毅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 康有为这段记述是企图说明“西后”和“顽臣”对变法的阻挠，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第一，变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废八股“上谕”，是经慈禧批准的，表明了慈禧赞同这项变法；第二，对于废八股，刚毅反对，慈禧赞同，说明慈禧和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态度并不一致；第三，康有为以废八股“上谕”的颁布为例，说明“百事皆如此”，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经慈禧同意的。总的说，当时慈禧对整个变法运动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只要是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是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统治模式的。 正是因为康有为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是康有为，我一定要认清楚权利掌握在谁的手中。毕竟要干涉国家事务，关键在于掌握国家政权，或者设法让掌握国家政权的人采纳自己的意见。光绪帝对与康有为等人有知遇之恩的确不错，但是光绪帝没有实权，事关变法的成功与否，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盲目地讲求“义气”。倒不妨把“主张变法”这顶桂冠赠送给慈禧，向她描绘如果变法成功她将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用一切办法得到她的全力支持。 脱离人民群众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已经使维新派看到人民群众的不可取性，还从一定程度上仇视农民革命，幻想知识分子闹革命，来给国家谋利，然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涉取的7月10日光绪下诏：“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教界的阻力之大。 2.8月30日，光绪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着裁汰。” 由于裁撤面较宽，对裁撤县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 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这种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极其广泛的裁撤之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3.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但是，制度局一设，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或瘫痪或废除，原有的官吏队伍也随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