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下的大革命.docx

旧制度下的大革命“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1789年的法国人那样，企图决绝地把自身的历史一刀两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挖下一道鸿沟。”对这场大革命，各国的君主，政治家，学者，人民，有人仇视它，有人畏惧它，有人期冀它，有人感觉到它却无视它、低估它，相同的一点便是人们完全没有料到它会以如此暴力决绝猛烈的方式彻底颠覆了欧洲几个世纪的封建制度。它并非是削弱了宗教和政治权力，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这样表现的。反宗教情绪确实是精神，但绝非主要，它只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人们要求彻底摧毁封建制度时，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宗教教义便不可避免的遭到仇恨。而这场革命，之所以是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便不可不谈到启蒙思想和文人的“抽象文学政治”。而这里所指的宗教，决计不是一般意义上有着上帝的宗教，它是一种全新的新宗教。法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在于，中央集权严重，然而言论上很自由。文人不直接参与政治，但是却时时关心。“与专业的政治学者相比，这些关注公共议题的文人更敢于提出创新想法，更热爱普世理论，更蔑视古人传承下来的智慧，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正是因为这样，法国的政界分为了两个彼此隔离互不往来的领域，一个负责治理国家，一个负责研究国家治理的抽象理论。一个只关心实务，一个只注重理论。人民的政治教育由文人提供，文人便成为了推翻整套社会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政党领袖。大革命的爆发原因很多。贵族阶层的没落，资产阶级和第三阶级的兴起，以及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国王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利，不惜对各阶层进行分而治之的方法。随着巴黎的不断扩大，其统治地位与标准参照作用日益加强，使法国平民之上的每个人都十分相似却彼此漠不关心。王权削弱了它的对手高级法院，教会，贵族阶层的权利，将整个的国家大权揽在手中，导致了法国人自我组织和互相合作的愿望和能力。社会基础被动摇，危急时刻也就再也组织不起来力量拯救王权。而大革命前实行的行政改革，将权力交给没有经验的议会，使组织更加混乱。封建制度保留了它最可恶的东西，抛却了它值得欣赏的部分。贵族和教士本来具有很良好的品质，但在这场彻底的大革命中将其全部否定。因为农民对拥有特权的阶级深恶痛绝，繁重的税收和国家各种变现的欺压，使贫穷者更加贫穷，因此大革命的到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路易十六所实行的没有成功的各项改革，却相反的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人民能够忍受深重的压迫，但是一旦减轻这种压迫反而会使愤怒更加强烈，这也是路易十四时期人民没有反抗，而路易十六却遭到厄运的原因。他们企图通过不断揭露农民悲惨的生活来表现自己的同情与关注，事实上，正是因为如此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作者认为，大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观念和习惯。他们似乎是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建设起来的新社会的高楼大厦。由于法国人民长期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骨子里有着屈服于专制的奴性。当大革命后人民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时，便迫切的想找到一个强大的力量，纵使是专制的，他们也甘愿在这种专制下过着安稳的生活。大革命后的行政监督，行政司法，官员豁免权以及行政管理模式都能在旧王朝找到根据。国家摧毁了贵族制，必然走向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本身就是大革命的开端和象征，大革命并没有摧毁它，因为它适应着新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废除了农奴制，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是自耕农，而革命爆发时法国正处于经济繁荣上升的时期，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时期，却为什么爆发了这么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呢？作者认为，革命往往发生在人民对旧制度感受最轻的地方。长期处于严重压迫的人们，往往学会了忍气吞声，学会了习惯和适应从未变得毫无反抗力。路易十六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力图改变农民的悲惨境遇，但是“痛苦减轻后，感觉却会更加敏锐。封建制度，与全盛时期相比，在即将灭亡时期更会激起法国人的仇恨。”法国人民，似乎在革命中并没有发现出对自由的狂热。他们对平等的要求如此之高，却忽略了自由。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样，大革命并没有真正的成功，只是建立了另外一个专制的帝国。想要把人民真的拯救出来，追求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而农民之所以对自由如此淡漠，而对平等如此向往，是长期以来贵族阶层等地位较高的人们享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权，导致社会中存在着极度不公平。“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因为痛恨主子。”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受，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了国家和政府帮他们操心一切，只要自己过的逍遥自在，就不会去管它专不专制，自由不自由。这场大革命，由法国民族中最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酝酿准备，却是由最无教养最粗野的农民阶层所实施。其温和理论和暴虐行为之间的反差是这场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法国人民长期独自承受种种弊端的一切沉重负担，孤苦无依，在偏见。嫉妒和仇恨的夹缝中默默苟活，严峻的命运，造成他们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