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微观经济学翻译——毒品罪犯监禁实证分析.doc

毒品罪犯监禁的实证分析 【摘要】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囚犯人数从1980年到2000年增加了15倍，本文首次尝试对政府禁毒政策巨大转变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涉毒囚犯的增加导致了其他类别罪犯的服刑时间的减少，尤其是那些不是很严重的罪行。并且毒品罪犯的监禁对于减少暴力以及财产犯罪的影响与关押其他类别的罪犯一样有效。同时还发现毒品价格由于毒品惩罚的加强，从1985年以后上涨了10-15%。根据以往对于毒品价格需求弹性的估计，我们估算可卡因的消费减少了20%。 【正文】 有关打击贩毒的国家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1980年，美国大约有24000的囚犯是因为毒品犯罪被捕，2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将近400000。相对于1980年，州以及国家监狱的囚犯中因毒品犯罪被捕的大概不到8%，现在这个数字却已经超过30%。毒品犯罪被捕人数大幅度上升发生美国毒品使用稳步下降的时代（Reinaeman and Levine 1997）。 理论界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分析了：增长的针对毒品交易的刑事法律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原因，（Boaz 1990，Duke and Gross 1993，Rasmussen and Benson 1994，Donziger 1996,Nadelman 1997）。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毒品的使用和销售带来了一系列的外部效应，比如社区的破坏、犯罪，艾滋病的传播，从而他们觉得减少毒品的消费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但也有一些例外，一些学者对这样的国家政策持反对意见，包括监狱毒犯人数的持续增加。甚至有些以往的支持者也对打击毒品的执法力度的持续增加持有保留意见（Alter 2001，Perez-Pena，2001）。 尽管有人开始重视毒品政策的问题，但是，目前理论界还是明显缺乏对于这些政策影响的严格的实证研究。Benson and Rasmussen （1991），通过使用关于佛罗里达Miron（1999）证明了谋杀率与毒品酒精的抵制政策力度是正相关的。在另一方面，DeSimone发现，可卡因的价格和犯罪率之间是负相关的，从而表明，毒品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犯罪的。至于有关制约毒品消费的刑事法律的影响，Desimone（1998）和Chaloupka，Grossman以及Tauras（1999）发现了有关毒品使用的约束程度与更高的毒品消费之间有着弱的负相关的关系，Farrelly et al.（2000）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也认为大麻的惩罚力度与大麻的使用之间有着负相关的关系。 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从事于评价抵制毒品的刑事法律政策的其他基本方面的实证研究，比如在何种程度上，毒犯的监禁人数的增加减少了监狱其他罪犯的人数；相对于其他罪行，毒犯监禁带来的相关犯罪的减少，毒品的惩罚力度与毒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次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解释，首先，我们检查是否由于监狱容量的限制，监禁大量的毒犯减少了从事其他罪行的罪犯被监禁的时间。我们发现，这样的排挤效应是存在的。尽管增加的毒贩的监禁人数带来了其他罪犯更快的被释放，但是由于这种方式带来的潜在的其他罪行的增加是很小的：1980年以来，由于分配更多有限的监狱给毒犯，财产或者武力犯罪的比率只增加了1%-3%。对毒犯惩罚的变化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犯罪水平，例如毒品犯罪和其他罪行之间要么是替代关系，要么是互补关系，或者毒品惩罚的变化会影响建立或维持毒品财产分配权带来的暴力犯罪水平。然而，我们发现监狱毒贩每增加一个带来的暴力和财产犯罪的减少与监狱每增加一个暴力或者财产犯罪带来的犯罪的减少是相当的。 然后我们又对毒品惩罚对于可卡因价格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通过使用有关可卡因价格的市级面板数据，（样本来源于卧底取得的有关可卡因的市场价格），我们发现，对于毒品的越严厉的惩罚会带来大量的毒品价格的增长。1985年-1996年中间毒品惩罚的稳定性和强度的增加带来了可卡因市场价格上涨了12-14%，这些发现表明，现有打击毒品的政策使得毒品供应者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目前对于长期的烈性毒品（比如可卡因、海洛因以及鸦片）的需求价格弹性的估计在-1 — -1.8之间(Van Ours 1995, Saffer and Chaloupka 1995,Grossman and Chaloupka 1998, Chaloupka, Grossman, and Tauras 1999, Liu 1999)。所以，1985年-1996年之间，由于毒品惩罚力度增加带来的毒品价格的上涨，毒品消费的减少应该大概是20%。 当然，不得不提，我们进行研究存在着大量不可忽视的局限性。第一，我们使用的数据虽然来自于最佳的来源，但是仍然存在数据可靠性的问题。第二，虽然我们考虑了一系列不同的结果，但是仍然还有其他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