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财政系教授 福建闽江学院院长.docVIP

厦门大学财政系教授 福建 ? 〔摘要〕农民负担的直接间接税费每年至少达到七千四百零六亿元，正是由于农民不能通过公共产品的方式获得其负担的绝大部分税费，财富主要通过间接税和“暗税”方式从农村净流出，才出现农民负担持续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仅仅在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范围内做文章，没有触及数额更大的间接税费和‘暗税“负担，并且忽略农业税高税负的本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从我国城乡财政分配关系的深层次机制入手，建立对农村地区“四进一出”的财政机制，将农民缴纳的“钱”整体地还给农民。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财政 ? ?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初步成效。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农村的“三乱”起了遏制作用，初步规范了农村分配关系，促进了乡镇财税征管体制改革。也推动了各项配套改革，包括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和支出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的改革。对改善基层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也起了作用。 但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在理论上，囿于农民的直接负担，而没有抓住农民负担的多重性，以及造成负担过重的深层次原因和城乡之间财富流动的本质。农民直接负担包括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以及各种收费和摊派，直接负担过重的原因被认为是政府或有关部门乱收费、乱摊派，因此农村税费改革的重点被放在税外收费的归并，最主要措施便是通过以费改税规范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但是笔者曾经论证农民所承受的财政负担不仅包括这些直接涉农税费负担，农民承受的负担有七重之多，农民直接税费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居住地政府不能获得农民已经负担的作为主体税种的流转税（间接税）和“暗税”[1]。 农民的负担除了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乱收费和乱摊派等直接税费外，还包括农民作为消费者与城市居民一样负担的增值税和其它流转税、农民因不是增值税纳税人而负担的农业投入品进项税额、传统“暗税”（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包括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在内的现代“暗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直接税费负担至少1800亿元[2]。而间接负担的税收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按照流转税纳税人不一定等于其负税人的原理，以及农产品弹性系数低的特点和我国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可以假定只要农民作为消费者购买了工业品或服务，就承担了已包含在其价格中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尽管流转税主要由工商企业缴纳。据此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抽样调查数据[3]，可以推算出2002年农民总消费占全部消费额的比例为32.02%，由此进一步推算出农民作为消费者当年负担的流转税为3964.59亿元[4]。再根据农村居民人均生产经营支出的抽样调查数据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原理[5]可推算由于对农民免征增值税而导致其负担购买农业投入品（即进项）的进项税额2002年达到831.04亿元。两项合计为4795.63亿元。传统“暗税”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仍然存在，据统计，改革后通过“暗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商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6]。暂不考虑现代“暗税”，以及农民进城务工就其收入缴纳的所得税和费、就其消费而承担的流转税，由上述资料可知农民负担的直接间接税费每年至少达到7406.6亿元，其中间接税近5000亿元。 如果农民负担的这些间接税能够以提供能让农民受益的公共产品的方式整体地返还给农民，他们不仅不需要缴纳农业税、三提五统等各种直接税费，而且他们还能从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获得等量或等价的利益，这些利益会使他们的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生活环境持续优化。只要负担适度、支出考虑多数人利益，农民整体负担沉重问题就不会出现，如果有问题也仅仅在于其内部分配的均衡与否。正是由于农民不能通过公共产品的方式获得其负担的绝大部分税费，财富主要通过间接税和“暗税”方式从农村净流出，才出现农民负担持续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考虑这种财富流动的本质，在农村内部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就是将“三提五统”等税外税费并入农业税，同时提高农业税税率。很显然这样的措施难以治本。况且，以农业税为税费改革的载体也存在弊端。因为，从性质上看农业税是三不像税种。是对收益课税，有点像所得税，但又不是所得税，因为没有费用和生计扣除；是对货物课税，但计税依据又是常年产量，而不是市场销售额，因此不能说是流转税；是对土地课税，但课税对象又是土地生产物，不是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拥有者的财产存量课税，因此也不好说其是财产税。不论从农业税税率仅为8.4%[7]看，还是从每年仅征收400多亿元的农业税总额看，农业税负担似乎均比较轻，但将其换算为流转税和所得税，其负担不轻、税率偏高。 首先，与增值税相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基本税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