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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公平国人的千年夙愿 　　从民间到高层，如今，收入分配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 　　李郁 　　公平，尤其是社会财富或者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目标。 　　自古人们就憧憬公平分配 　　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大同”、“小康”两种社会制度模式。憧憬“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在中国古代，收入公平分配很早就被确定为国家统治者的一个重要职责。中国最早记录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的文献汇编《周易》中就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póu）”，是聚集、敛取、减少的意思；施，即指给与、分配。“裒多益寡”，就是要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实行均衡调剂，根据物品的原有价值进行公平分配。 　　这一观念是与先秦时期的师法自然思想相吻合的。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有一段话很著名：“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后来的一些思想家解释，孔子所讲的“均”是指一个人所获得的财富或享受的待遇要与他的身份地位相称。这就发展为以社会地位为依据进行有等次差别地收入分配的理念。但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恐怕是可以存疑的。更多人认为，孔子是在提倡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均衡。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录了劳动民众对收入不公的愤慨之情。人们把不劳而获拥有财富的人讥为“素餐”(白吃饭的人)和贪婪的“硕鼠”。孔子却肯定地评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中，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大同”、“小康”两种社会制度模式。憧憬“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孟子主张行“仁政”，内容包括为民众提供必要而稳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经济保障。 　　事实上，中国古代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按等级分配，对广大百姓而言，所追求的是基本生活的温饱。 　　以品级占有财富 　　政府各级官员，按品位高低占有田地。中国古代的收入分配并没有一套周密稳定的制度安排，分配框架以官本位为核心 　　中国的社会分配等级制早在周代就已形成。“爵”，本来是一种酒器，但在古文献中，它常和“位”、“禄”等字一起出现，表明不同地位的人使用的酒器不同，各人所享受的物质利益自然也有显著的差别。 　　根据国度的大小，相同的爵位待遇也不同。战国时期，爵位是获得物质利益的主要依据，而爵位要靠战功换取。到了秦统一中国，爵位意义下降，官职重要性上升，当时的丞相都往往没有爵称。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开始出现官品制，设九品等级，把诸多官职纳入一个新的等级框架里。九品制设置之初，官员的收入标准沿用了旧的禄秩待遇，到了晋朝和北朝，官员俸禄明显与官品接轨。西晋的占田规定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本存世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它直接体现了秦汉以来以社会地位占有物质财富的分配观念。这是正式由政府颁行的土地制度，其中明确规定了对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员的土地限额：“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政府各级官员，按品位高低占有田地：“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顷……第九品十顷。”并按品位占有劳动力。 　　在正式的占田数外，各级官吏还能按品享受菜田(又称橱田，即官吏的俸禄田)的收益。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均田制，其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近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 　　以官位品级作为分配土地的主要依据，反映了中国古代收入分配制度的本质特征。 　　但是中国古代的收入分配并没有一套周密稳定的制度安排，在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分配框架内，对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分配具有多方面影响的还有相关的经济政策。 　　中国历史上常有国家向无地农民分配土地的做法。这种做法始于西东汉之间的王莽。他发布诏令，宣布实行“王田制”，对无田者分给田地。西晋时，朝廷对此作出详细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北魏、北齐和北周也都实行过均田制，其中北周的土地占有规定是：“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九口以下，宅四亩；五口以下，宅三亩。有室者，田四十亩；丁者，田百亩(《隋书·食货志》)。” 　　朝廷热衷抑商政策 　　秦国丞相商鞅变法直接影响到官员、农民和商人的收入。后来的历史演进表明，对农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倾斜往往有名无实，而大规模实施的倒是剥夺商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对国民财富的掠夺性再分配 　　战国时代的秦国丞相商鞅变法开了国家强化经济干预的先河。这种干预直接影响到官员、农民和商人的收入。商鞅对官吏制度作了新规定，以军功论赏。同时，给予农业生产者以政治奖励和经济激励，其措施包括：以宦爵劝农战，以免役劝农耕，提高粮食价格，减轻农业租税等。但对商业则实施抑制打击，包括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迫使某些商品成倍上涨，以减少商家和市场消费；从事商业经营者及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