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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语文教育史的意义 暑假期间，我有幸成为一名研究生，参加中文系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其中欧阳芬教授为我们开设了《中国语文教育史》，感觉非常有意义。 首先，作为语文教育的常识，中文系的学生及中学语文教师应当了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学了这门学科，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 其次，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通过学习，可以使我们借鉴这些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教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过去的语文教育走过不少弯路，通过学习，可以使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避免再走弯路。 第四，作为新时期的语文教师，我们应将语文教改不断推向深入。但教改必须是在对传统教育熟悉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学习，我对传统教育有了全面的认识，这就有利于进行教改……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文”和“言”的分合 1919年，蔡元培在《国文之将来》一文中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竞争。”因为语文学科归根到底是学习语言、学习语言运用规律的学科。那么它所要学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是学习古代通行的“死语”呢，还是学习“通行于今人喉舌”的“活语”呢?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语文学科在新式学堂中独立设科之初，不管是定学科名为“词章”，是“中国文学”，还是“国文”，要学生读的、写的，仍然都是文言文，即蔡氏所谓的“死语”。在这个时期，“文”和“言”是分离的、脱节的。这种情况，对于培养和造就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新一代国民是非常不利的，就连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也痛切地感到“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因此主张“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 从民国元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兴起，鼓吹国语统一，提倡言文一致，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这股潮流，首先猛烈冲击着学校的语文教学。1916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黎锦熙等人联名提出了一个“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提案，第一次公开亮出了改国民学校的“国文”课本为“国语”课本的主张。到1920年，教育部便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随后，又进一步规定初级中学“国文”科一律改名为“国语”科。于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话小说之类，被编进了语文教科书。何仲英等人发表《白话文教授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专门就白话文的教学进行理论探讨。这时，“文”和“言”长期分离的局面终于被时代潮流所冲破，二者在语文教学领域同时并存，汇为合流。 文言文和白话文同时并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二者的比例如何确定、教材如何组合的问题。这是另一种意义的“文”、“言”分合问题。在二者的教材内容安排上，当时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初中阶段全教白话文，高中阶段全教文言文；一种主张是，初中文言、白话兼教，但按一定的比例，初一主要教白话文，随着年级递升，文言文的比重逐步加大，高中则仍然全教文言文；另一种则主张，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应该文言、白话兼教。于是，在教科书的编制上，出现了文、白混编和文、白分编的两种不同的类型。文、白混编，就是在一册课本中，既选文言文，也选白话文，采用所谓“雨夹雪”的编排方法。文、白分编，就是同时编两种课本，一种专选文言文，一种专选白话文。这样，在教材处理上，“文”和“言”是分呢，是合呢?还是分中有合，合中又分呢?又成了人们长期探讨的一个课题。 说到“文”和“言”的分合，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书面语与口头语的教授问题。新式学堂兴办之初，语文科的教学仅专注于书面语，口头语完全被排斥在外。对此，早在1912年庾冰在《言文教授论》中已经有所觉察，他说：“语言为文字之母，文字者，不过为语言之符号，语言之与文字，具此密切关系，故教授文字，莫不由语言入手。”强调要由语言入手来教授文字。尽管他的重视语言教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文字教授，但毕竟已经意识到语言教授的不容忽视。此后，到五四时期，由于国语教育的推行，在学校语文科的教学内容中也曾规定要训练学生用国语会话，要训练学生演讲和辩论等等，但真正在教学中重视学生口头语的训练的为数极少。因此，当时尽管白话文已经被引进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白话文是今人的书面语，所以在总体上教的还都是以书面语为主，“文”和“言”的分离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过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十分显然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语文教学中对于口头语的严格训练的重要意义。因此，到1949年春，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就决定把过去“国语”“国文”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语文”。当时改学科名称为“语文”，其中的“语”，就是指口头语；“文”，就是指书面语。规定“语文”一科的基本任务在于对学生进行口头语和书面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