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知”.docVIP

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知” 纵观中西哲学史，会很容易发现：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中国哲学融天道观、认识论、伦理学于一炉，将道德的最高准则作为天地人的法绳，并把人的自身规范奉为目的。梁启超曾指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先秦政治思想史》)，这一断言不仅适用于先秦哲学，也适用于秦汉以后的各期哲学。汉儒董仲舒提倡“ 天人感应”，信奉“阴阳五行”，表面上是致力于宇宙论的建立，骨子里还是想为儒家的道德范畴与社会范畴寻觅根据，其“以天为法”是手段，立“王道之三纲”、“仁谊礼智信”之五常才是目的。魏晋玄学标榜老庄之“自然”，但眼睛却盯在儒家的“人事”上，其主题不在“自然”之如何，而在“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佛教在隋唐影响甚大，其根本义谛是“令心自作主宰”，核心还是人。到了宋明理学，综合了儒佛道三家学说，旨在探寻道德本体的根据和归宿；王阳明揭橥“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似乎达到了人本位说的极点。相反，西方哲学立足于对自然的探索。亚里士多德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因惊异而产生对外部世界的“知”的欲求。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到十八世纪为止，西方哲学的主流都注目于外部世界。这一点，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近代欧洲哲学自不待言，即便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中的“神”是外部世界合目的性的象征，代表着外部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绝对权威。经院哲学把人的问题隶属于神学问题和基督论问题，从神的恩赐与人的得救的角度去思考人的问题。正因为注目于外部世界，所以，在西方哲学家中间，对于伦理学应当不应当列入哲学，一直是有争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否认它是一门理论哲学，就是在现代，罗素仍坚持不应当把伦理学纳入哲学的范围。 总之，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表现出“重伦理”的倾向；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表现出“重认识”的倾向。这种“重人”和“重知”的基本分歧可以一直追本探源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乃至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颇相类似。这一点，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为冯友兰先生指明。只是，冯先生在列举了这两位先哲的若干相同点之后，没有接着去揭示他们的差异。事实上，差异的揭示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更为重要的。概括地说，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基本差异就是：孔子主“仁”，苏格拉底主“知”。 孔子处于周室衰微和礼乐诗书废缺的乱世。他哀叹中庸之德，“民鲜久矣”；并忿然于征伐战乱以下犯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听上去简直是切齿的痛恨了。孔子俨然以“警世的木铎”自居，他在收徒讲学、做官从政或流亡他国的颠沛生涯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的治乱取决于人际关系的“有道”与“无道”，而周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奉行这一典范，就是“有道”，背弃这一典范，就是“无道”。他以为，周礼的崩坏导致了时世的动乱，为此，他提出“仁”的主张，作为社会痼疾的治方，以图变“无道之世”为“有道之世”。 孔子的“仁”，首先是指人。以人道代替殷周以来的鬼道和天道，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我们知道，殷人尊崇自己的宗祖神——帝，“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他们认为吉凶祸福皆取决于帝，因此遇事总用占卜的方式向帝请示和祈求保佑，这实际上倡导的是鬼道。到了周代，“天”代替了原来的“帝”，这个“天”更多地指具有意志的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代替了惟受帝命的思想，天道代替了鬼道。到了孔子，他不提鬼怪神异，也很少发表有关天道与天性的言论，当弟子樊迟求问什么是“仁”时，他回答说：“爱人”。可以说，只是到了孔子，才真正把视野转向人。这一视野的转移使孔子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他主张，社会的治理不仅取决于达官显贵，也取决于民，因此，要“爱人”，而不要“亲亲”。他不仅要求统治者“养民如子”，也要求被统治者“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指出，不能局限在“亲亲”与“爱私”的血缘关系上去选任官吏和教育培养人才，应当“举贤才”和“有教无类”。其次，孔子的“仁”又是指人际关系的规范。孔子认为周礼的崩坏，根子在于诸侯大夫的”假人僭越”。为了使人人按周礼就范，最根本的就是使大家克制利欲，正名复礼。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在“仁”的思想指导下，儒家纲纪伦常象一张覆盖着全社会的大网，控制着社会上下各阶层，朝野无遗，连最高皇帝也不能幸免。 在地球的另一隅，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大有愤世嫉俗之感。关于苏格拉底的史料，主要有柏拉图的对话篇和色诺芬的回忆录。英国哲学史家泰勒(Taylor)和柏耐特(Burnet)曾详尽论证了在柏拉图早期对话篇中的苏格拉底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一研究成果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篇《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一只“马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