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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伦理学思考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旧版导入 点击数：346 更新时间：2005-7-2 《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意见》颁发已久，但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只是形式上更加灵活，行动上更加隐蔽而已。一个在实践中暴露了许多让人揪心的恶果，在理论上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教育现象，为什么还能在朗朗乾坤下大行其道呢？甚至连政府的法规都不能遏制其生存和蔓延呢？许多学者从经济、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并努力寻找对策，给人以有益的启发。笔者从伦理学角度来思考过重课业负担的产生原因、不合理及对策。 一、“过负”形成的传统伦理背景 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多少年积淀下来的痼疾，它的形成并非只是来自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是教育体制的缘由，它能够在相当长时间自行其道，而不遭受伦理上、道德上的非议、诘难，相反，相当多的人还认同它、支持它、纵容它，自有其深刻的伦理背景。老教育家吕型伟曾说：我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可能与儒家文化有关，作为同一文化圈的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存在着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猜测启发笔者试图从儒家伦理文化背景中探究学生“过负”的缘由。 一是“天地君亲师”的等级观。 在我国的历史上，儒家把教师的地位抬得很高，常常把“师”与“君”相提并论，孟轲在跟齐宣王对话时，引《尚书》中“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随后，荀况进一步把师纳入天地君亲的行列，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说》）荀子还明确地说过：“言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民间的说法则更为明白了当，深入人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把老师和严父并列起来。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中，教师始终扮演着专制的权威的角色，教育过程中一切活动的决策、实施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教师手中，而学生则完全是被动的受灌输的器皿和奴隶，老师怎么灌输，学生就怎么接受，学生主体没有选择、决定教育内容、方式的自由和权利。（在这种伦理背景之下，教师和学生压根还没有想到有这种自由和权利。）解放后的中国教育，主要沿袭了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又带有浓厚的赫尔巴特色彩，其特点是教师是权威，学生处于从属地位。这就使得教育过程中的等级观念进一步得到张扬和巩固，并且还披上了科学合理的外衣。教育主体性的漠视，教师权威性的无限张扬，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时，比较重视教的过程与作用，而忽视学的过程与作用；在选择方法时无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师生都习惯于教师“满堂灌”，“打疲劳战”，而不习惯于师生双边共同讨论，教育方法的选择势必带来盲目性、随意性。再加上高考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迫使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就越来越深重。由于传统伦理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左右，人们不会怀疑，不会指责其合理性。从这个角度看，“过负”就是这种等级观念下形成的教师权威化的价值取向，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外化。 二是苦学观。 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深深地根植于传统伦理文化之中。这种思想折射到学习过程中就形成了读书人的苦学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学习历来就被认为是苦差使，“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有路勤为径”，不是被历代的读书人奉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吗？“头悬梁”、“锥刺股”、“囊萤夜读”被许多人视作顶礼膜拜的偶像。学习确实是件艰苦的劳动，学习者确需勤奋刻苦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被无限地扩大了，以致谁想要学得轻松一点，探寻一条通向成功的终南捷径就会被指责为荒废学业的旁门左道，多少读书人就是在前人走过的艰难沉重的求学路上含辛茹苦地跋涉着。（现代中国学习理论的落后，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为了“一朝成名天下闻”，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多数教师以全封闭的管理方式要求不同年龄不同素质的人，就是通过反复诵读而熟读这样大运动量、超负担的训练而把“四书五经”烂熟于心，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正是这种超负担苦学观念的活生生的写照。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然牢不可破，在这种伦理背景下，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更是天经地义。谁不堪重负，谁就可能被指责为不求上进。 三是教育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倾向。 “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显然存在着两个阶级的根本对立。统治阶级认为教育作为统治工具的价值，即造就本阶级的统治人才，宣传本阶级的思想观点，猎取物质财富和占有精神财富的价值。被统治阶级的教育价值观则认为，教育具有改善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摆脱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价值。”（《教育伦理学》李春秋主编北师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