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十年启蒙者身份的认同.docVIP

1901——1911年启蒙者的身份获取 摘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间段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上接戊戌运动下起辛亥革命，已不单是时间上的启承阶段，更是社会动态上的启承阶段。辛亥一役而民国立，从事实层面充分肯定了这十多年来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觉醒变化。而促成民众觉醒，启蒙民众智慧的智识阶层就显得更加功不可没。本文主要就这时期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的方式及启蒙者身份获取，即为什么他们能担当启蒙者的角色试作论述。 关键词：近代中国 启蒙 绅士 下层社会民众 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思想状况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等促使各社会阶层思想观念变动的事件。鸦片战争把沉睡在“天朝上国”的人们惊醒，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人思想转变的开端，从此国人开始了对西方知识的追求；继之而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在一步步加深国家危亡的同时也带来了民族自救意识的增长；洋务运动在引入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带来了民众观念上的变化，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启发了他们的思想；由甲午战败而引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则更深入的刺激了国人的思想，掀起了“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高潮，使民族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纪之交八国联军的侵华和义和团的抵抗将民众的爱国救亡意识提高到了顶点。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动荡后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社会精英先进知识分子，甚至所谓的下层民众他们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鸦片战争后，国人就不断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侵略、变革、维新、保国、强国等运动，我们不难看出主导这些运动的无不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士绅智识阶层。他们为救亡图存、维新变革，在发动上层人士的同时，对下层民众的动员和启蒙也是不遗余力。甲午战争，昔日的大中华败北于东瀛日本，对国人的震撼在规模和程度上都大大超越以往任何类似的政治事件，留给国人的是无尽的悲怆和失望。而这一变故对士大夫、知识分子心灵的撞击似乎更甚。湖南的谭嗣同发出了“四万万人同一哭，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慨。四川的吴玉章和唐才常也因之激发了民族危亡之情。还在读书的吴玉章听到甲午战败的消息后，与其二哥一起“痛苦不止”，而唐才常更是感觉马关议和“可耻万分”，“不只当头一棒，使人猛省”。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峘听闻甲午战败的消息后悲愤不已，认为此次战败“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汝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但二人同时也看到战败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是人们觉醒的开始“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吸醴，宜其醒醉无时也”，而“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以康有为为首的应试举人们则更是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 智识阶层在自我意识觉醒，寻求救亡图存的同时，对下层民众的动员也在不断加强：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呼吁变法，救亡图存，广泛宣传各种思想言论，启发社会大众。梁启超在主持《清议报》时期就注意到将变革的重心转向民智层面。1901年他发表一篇文章对中国积弱的根源进行分析时说“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全体国民”，因此他提出《清议报》的脉络精髓在于“广民智、振民气”。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政府，而在国民。“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何也？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他因此也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朱执信在考察中国革命资源时认为中国革命动力“不出豪右之族”，而“出于细民”。而严复在《原强》中更认为“中国的问题和前途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未经开化的人民身上”，并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个口号，以此为治本之道。而1900年庚子义和团运动则使智识阶层——士绅、知识分子们更为鲜明的看到了蕴藏于下层民众间的力量。《开民智》刊登的一篇文章就高度赞扬义和团“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虽未达灭洋的目的，而亦开历史的辉光”，赞叹“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他们积极呼吁“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以此为开端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智识阶层大规模、有计划、有系统的对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便不断涌现，采取的启蒙方式也多种多样，启蒙内容层层深入，极大地唤醒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在舆论和思想层面为辛亥革命做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二 二十世纪头十年士绅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的概况 在绅士、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已经认识到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各种开启民智的手段、方法逐渐展开，给甲午以后至辛亥以前的中国社会增添了无数精彩的画卷。 1、白话报刊 甲午后白话报刊开始增加，庚子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