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美学堂国韵丨如何读懂顾炎武.docxVIP

尚美学堂国韵丨如何读懂顾炎武？亭林之学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种种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三百多年过去了，到现在，后生小子检读顾炎武的书已经不难，但欲深窥先生文字寓意，读懂先生的心思，窃仍以为非属易事。返观历来前贤对亭林先生的理解与认识，约略可以感受到这一点。1记得昆山开纪念会，有领导谨慎地询问与会学者：称顾炎武为“清学第一人”，根据充足否？其时我叨陪末座，自知于经学史未曾入门，不敢吱声。印象之中，梁启超似乎说过顾氏为“清学开山祖师”，近年则有“清代经学第一人”、“清代朴学第一人”等种种提法。我想，亭林先生自己是决不会在乎别人如何排座次的。凡是亲见过亭林先生的，都说他“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群屐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脃，了不足恃”。如是观之，先生既看不起当时“行伪而脃”的这类江浙文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怎么看待自己。但若以此而推论先生狂傲得莫名所以，自负天下无敌手，则又大谬不然。试读先生《广师》一文，自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接着一口气历数相识的十位学者，云“吾不如”其如何如何，对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长处了然于胸，丝毫不走眼神。但对自己平生著述，自信有传世待后的价值，“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种种根据可以推定先生颇怀疑世俗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著述，除了前“序”结尾有含蓄的流露外，也曾与友人信中写道：“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媿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与人书》十二）天不假年，亭林欲将《日知录》续写杀青（“绝笔”）之志未能遂其愿。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先生上马失足坠地，迅即撒手而去，实足年龄不及七十。挚友王弘撰在江东惊闻先生之歾，十分意外，深以不获抚棺一哭为憾。兹后两度赴千墩镇，拜谒顾亭林之墓，泣云“独拜荒丘淒宿草，更挥老泪问遗书”（详参王山史《山志》），为先生殁后的孤寂伤感。生前，至友、信从者固不少，亭林名声亦卓然在外，但死后，清廷对顾氏的肯定只集中于经学考据，而对其经世致用则有严厉的批评：“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有专文考证，认为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还是四大儒的名号，都不包括顾炎武。先生世俗地位的“时来运转”，则是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师何绍基等建祠、公祭揭开绪端，离先生逝世已161年矣。故乡昆山县级的建祠、公祭则还要晚一些。找到台北王汎森先生的大文（《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史语所集刊第79本，2008），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工夫上做文章，谓先生“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炎武为最”（《左传杜解补正》，请注意，只是指“国初”！）。而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转动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涌而入”，打开新局面。汎森先生认为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变化”。上述“顾学”的变迁，说明作为历史人物，顾炎武的形象，不只是由自身炼铸成的，而且还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时代和被他人所塑造。在我当助教的年代，陈守实先生在史学会作过有关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学术报告。听后，先生有个巧妙的比喻存留于我脑海里，一直未被时间消磨掉。犹记得大意是：历史人物评价的高低变化，有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格始终有变动，或涨或跌，但它永远只是在价值中轴线的上下波动而已。我当时的意会，这“价格波动”是因为供求规律，由学者、包含时代的“需求”在其中起作用。由此可知，像顾炎武这样一类的著名历史人物，自身的“价值”是既定的，是一条稳定的中轴线，本于其整体的人格表现与终生志业的成败得失，所以对他们的评价，终究要以还原价值“本真”为准绳。与此同时，也必须随时关注那些上下错落的“价格”浮动，探究背后的供求关系，弄清其所以然。且不说抹黑或妖魔化之类负面性的评价，即就推崇宣扬而言，对被推崇者的思想与人格，读懂读不懂，解说正与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严重偏离其价值本身胡言乱语者亦有之，不能不加以辨识。须记住，越是拉高调门，气势汹汹，越是需要提高警觉，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