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论明清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docVIP

论明清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李刚 侯苗丽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的精神风貌。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而育化了明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这种精神构架支撑了陕西商人在明清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辉煌业绩，并成为今日发展陕西经济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本文仅就此谈粗浅体会，以就教于各位贤达。 关键词：明清；陕西商人；精神构架 一、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忠 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华民族十三朝文明古都。这种厚重优秀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陕西商人行为的旨规和标尺，并代表着那一历史时期中国优秀商业文化的主流方向。 陕西商人精神核心的“忠”，首先是指“忠义”。人谓“忠”即心中只有一个中央，两个中央即为“患”。忠就是忠于国家，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自秦商鞅变法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自觉的将经商行为与国家兴亡合而为一，以实现民族兴旺和富国强兵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培育的“国都意识”和“首善理念”在经商领域的展现，也是陕西人作为华夏文化“守墓人”的责任自觉。还在明代初年，为了确保边疆安全，拱卫京师，陕西商人积极响应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号召，“疾耕积粟，以应开中”，将大量粮食贩运边关，确保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成为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资本集团，即陕西商帮。同时，又积极响应明政府“茶马交易”的制度安排，将陕西紫阳茶区每年所产的115-1100万斤茶叶，经陕甘茶马古道贩运青海、宁夏换取战马，既确保了边疆安宁，又增强了国家军备力量，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1]，表现了帝都商人的大气与胸怀。明代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司号召陕西商人“输金助边”，富平商人李尽心闻讯赴有司询其数，司大夫初望出五十金，李摇头说：“太少”，后速增至千，司大夫疑其有“狂疾”，后李家竟“输二万金纳诸司库”[2]，这就是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怀。明代末年，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当晋商投入满族贵族怀抱，捞取政治资源好处时，陕西商人在扬州公然竖起“反清复明”的正义旗帜，毅然放弃获利丰厚的淮扬盐场，转向战乱不毛的四川积蓄反清力量。并在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公开悬挂“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候为王为帝为君当日抵不愧为臣”的反清楹联，会馆周边所办茶馆但曰“反清”，取杯即饮，不收分文，充分表现了“秦人素秉忠义，闻风具起”“矧夫忠烈，义耿丹宵”[3]的板荡忠臣气节。清朝末年，慈禧而狩，尽管已是流亡政府，但陕西人仍奉为王权正宗，纷纷慷慨解囊，捐金献银，帮助清政府渡过难关，一时“资政大夫”的牌匾遍悬渭北各县。这种“忠义”精神《汉口山陕会馆志》有总结性说明：“秦晋商人体夫子（关公）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孝悌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4] 陕西商人的“忠”又涵盖“忠厚”之意。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厚水深，原庑川广的自然环境，羽化了秦人厚重质直，敦厚朴实的人格特征，使陕西商人在其经营中忠厚为本，朴实不欺，以“陕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在明清中国商界广为传扬。清末文人郭嵩焘在比较山陕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5]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曰：‘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6]，被远近人称为“不二郭家”，这是经营忠厚。清顺治年间，陕西商人崔维荞经营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金三百两，维看守之累日，遗金人至，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崔曰：“得汝五十金，何苦在此等尔数日”[7]。陕西大荔商人赵第魁，在四川为人作伙计，见东家有冤狱，帮其打官司，申雪冤情，主感其恩，欲以店铺赐之。第魁旋即辞归，并对主人说：“吾帮汝打官司是出于义耳，如取尔家财，为世人所诟。”[8]这是为人忠厚。陕西商人王君，在兰州做棉花生意，薄有家资。一日在黄河边见一少年投河欲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收债百金遗失，无法复账。王听罢，遂执子之手至酒肆，写一欠债百金的欠条，嘱少年曰吾家在某处，明日当持劵索还。翌日，少年至，王对家人说：“此乃故人子，我早年欠其父债，当速还之。”儿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谢而去，待王君殁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得白其情[9]。这是人性忠厚。正因为陕西商人宅心仁厚，质朴无诈，才结缘各方，人们都愿意与陕西人做生意。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总结性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