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__公共权力.docVIP

目录 第六章 公共权力 第一节 公共权力的起源 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二、霍布斯和洛克的论证：自然状态前提的社会契约论模式 第二节 公共权力的界定 一、权力的语义学考察 二、现代语境中“公共”的构成要件 三、公共权力的边界 第三节 公民自治组织行使的公共权力 一、公民自治组织对公共权力的获得 二、公民自治组织对公共权力的行使 三、公民自治组织对公共权力的影响 第六章 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是公民依法让渡的权利，公民是公共权力的主权者，公民选举少数优秀公民代表立法创制确定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公民推举良官执掌公共权力，以实现和维护自身权利。保持公共权力的公正，监督官员不腐败，保证公共权力不被出卖，使公共权力机关具备高度的公信力和廉洁高效的行政效能，始终是国外公民学努力探寻的重要课题。 第一节 公共权力的起源 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权力的起源这一问题存在着生物学、心理学、文化、理性和非理性的诸多解释。在这些探讨中，最早从逻辑上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英译：Plato希腊语：Πλ?των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Aristotle ，希腊语： ?ριστοτ?λη? Aristotélēs，公元前384 年 —前 322 年），到了17、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又进行了系统论证。可以说，这两次论证直接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发展，也为国外公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公共权力起源于两种社会需要：一是调整社会关系；二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对这两种社会需要的相关分析构成了寻找公共权力起源的逻辑。本节主要介绍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年—1679年）和洛克（John Locke，1632年1704年神祗，“不是一个鄙夫，就是一个超人”。因此，城邦是“若干公民的组合”，“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是“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参加而合成的一个有机的独立体系”。而公民则是“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即有权参加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的人们。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质的这种抽象的诠释内含着公民的普遍信仰，即城邦的公共生活是人类完善自身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享受民主与自由的人才是完善的真正意义的人。 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假设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们以此论证城邦(国家)和公共权力的起源，认为它们是自然生成的事物。柏拉图认为，城邦和公共权力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柏拉图那里，城邦和公共权力起源的历史描述与国家基础的逻辑推演是结合在一起的。起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就需要有农民、牧人、各种工匠等，而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等，它们构成了生产者等级，其职责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执行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职能。后来，城邦生活不断扩充，人的欲望和需求不断增长，就出现了城邦之间的战争。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就需要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即“护国者”或军人等级。他们的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并充当统治者的辅助者。最后是统治者等级，他们是由军人等级中挑选出来经过精心教育训练而产生的哲学家，其职责是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家。至此国家便正式形成，公共权力也就产生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同样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家庭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落，若干村落组成城邦，从而形成最高级的社会团体。因而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 （二）目的假设：整体幸福观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整体幸福观为出发点，认为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行使是为了公共利益。对于他们二人来说，公共权力是伴随着城邦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像资产阶级启蒙者那样认为公共权力是由个人权利所派生的。在他们看来，公共权力直接来源于对城邦的统治，公共权力的目的皆源于“正义”，而“正义”又具体化为公众的幸福。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和幸福而产生的，因此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行使要符合正义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直接为城邦及其权力打上善的标签，认为城邦生活是为了追求最高的善，善就是一种优良的生活。同样，奴隶也不是苦难的，因为按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位置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结合使得二者相互联系而共同保全，奴隶和主人是二者有着共同利害的自然结合。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把被统治者放于一个心甘情愿的位置，并且打上了共同幸福的标签。但亚里士多德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证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行使，即政治体制的建构，同时指出任何违反公共利益的政体都是不正当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一个政治制度就是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其实质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