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论中的概念.docVIP

P31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 多元系统论是指社会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子系统的总体网络，多元系统论用于解释特定文化中各种题材的文学功能。该理论将翻译与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然后再将翻译与本民族的文学内部联系起来，并从中见出译者在选泽特定翻译策略上的必然。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拓展了当代翻译研究的视野，促成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向文化研究层面的转变。从多元系统角度重新观照文学翻译现象，就会深刻地认识到，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与译语文化系统诸多因素有着复杂关联的文化行为。翻译文学的并存系统（co-systems）制约着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着翻译规范和翻译文学文库的形成，决定着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运作方式、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完全按照多元系统理论模式来研究翻译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多元系统理论在对多元系统运作的理论推演上存在很多断带和空白点，如翻译文学系统与多元系统中哪些系统关系最为密切？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运作从而影响了翻译文学系统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又如何影响了翻译文学文库和经典形式库的形成和嬗变？其原因何在？其意义如何？等等这些关键问题，埃文–佐哈尔没有作出详细阐发，因此，多元系统理论在具体研究中无法系统操作。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将翻译行为界说为「操纵」（manipulation），指出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对原文在某种程度上的操纵（Hermans 1985: 11）。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从文化层面来界说翻译行为，指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rewrite），也就是一种文化操纵（Bassnett 1992: vii ）。「操纵」、「改写」概念揭示了多元系统对翻译施加影响的行为特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对译语文化「操纵」、「改写」的方式、目的作出历史分析，就可以避免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可能导致的简单化、抽象化的倾向。至于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勒菲弗尔的「三因素」论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Ideology, Poetics, Patronage）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主要力量（Lefevere 1984；1992）。张南峰的「大多元系统」（macro-polysystem）的理论假说（Chang 2000）则对文化多元系统中与翻译关系最密切的并存系统作出了具体的分类。他认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语言、文学等系统是影响翻译的主要并存系统（Chang 2000: 118），并阐述了它们对翻译规范的形成可能施加的影响。（有关多元系统论，请参阅查明建《意识形态、翻译选择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载《中外文学》（台北）2001年第30卷第3期；庄柔玉.〈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局限〉.《翻译季刊》2000: 122-36; 埃文–佐哈尔，伊塔马.（Itamar Even-Zohar）（张南峰译）.2001.〈多元系统论〉.《中外文学》30.3: 16-34.） P31文学解释学 解释学（诠释学hermeneutics）：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起源于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中世纪后期开始逐步发展成为经文释义学（exegesis）和文献考证学（philology）。19世纪上半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1768-1834）建立方法论诠释学,使诠释学从特殊诠释学开始向普遍诠释学转变。1926年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出版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标志着普遍诠释学开始向本体论诠释学（ontological hermeneutics）转变。伽达默尔（Gadamer,1900-2002）1960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 标志着当代哲学诠释学建立。 P31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它是在哲学诠释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1967年姚斯（Jauss,1920-）的演说《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ture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英语：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同literary Theory）被认为是接受美学的诞生宣言。另一代表人物伊塞尔（Iser,1926-）从现象学的角度和微观层面对文本的特征和阅读行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诠释学和接受美学都关注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实质是意义的问题，两者的根本任务是探索理解和解释的本质。因此，就要涉及文本和解释者，文本是理解和解释不可或缺的对象，解释者是理解和解释的具体执行者。为了帮助读者把握作者的意图，不同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