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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 魏晋十六国墓葬 　　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1915 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国内学者一般把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个区。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及其邻近的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镇墓兽、长方形果榼、绛釉小罐，“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夔纹铜镜等最具特色。魏晋都城洛阳，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往往给其他地区的墓制以较大的影响。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已知身份的计有：洛阳16 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墓，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以及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墓。本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十六国纪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错泥筩。根据随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厂坡墓、安阳孝民屯154 号墓等多座。 探寻西晋帝陵是本地区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据《晋书》记载，仅知司马氏三代都葬在洛阳故城东的首阳山，而且都是依山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纪初出上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点的附近，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组在峻阳儿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组在枕头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乍者发掘了两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阳陵和峻阳凌④。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项工作已为解决西晋陵问题迈开了第一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 多米，上砌仿木构的斗拱、门阙，并嵌彩绘或雕刻的小砖。墓室内绘壁画或小砖画。随葬陶器上多施刻划的水波纹，有较多木制明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随葬器物，以带有纪年的镇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本地区有明确纪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粗略统计，发现于嘉峪关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乡亭侯墓（M9）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发现于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发现于陇东崇信于家湾的有前赵光初二年（319）墓；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晋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