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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通识教育如何采取拿来主义 郭英剑 在哈佛大学开设的通识课“《圣经》鉴赏”的课堂上，学生们在翻阅《圣经》古本。图片来源：哈佛官网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教育不是一个把各种事实塞满大脑的过程。”对于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冲破头脑中现实的束缚”至关重要。这种声音对于中国当下的高等教育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不久前，《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署名王文浩的文章《哈佛的通识教育不能盲目拿来》（以下简称王文），针对中国高校在通识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指出了通识教育的中心任务，也提出了其课程改革的方向。笔者认同文中所提出的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缺乏“问题意识”等观点，但对于哈佛等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能带来怎样的启发，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国内通识教育“没学到家”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应该承认，国内高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还处在初创阶段，出现问题在所难免。而王文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哈佛通识教育的拿来主义采用了“不管不顾、盲目仿效、拿来即用的做法”。 其实，世上很难真有这样的“拿来主义”，中国的通识教育也是如此。但如果这一论断的本质是说，我们还远没有把哈佛通识教育学到家，并且由此造成诸多问题，相信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 众所周知，美国高校极其重视本科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简单地说，就是“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代名词，指的是传授更为广泛的知识，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与智慧，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外语、哲学、数学与科学等基础理论课程。它们与强调“专业化”的专业性、职业性与技术性课程大不相同。 那么，美国为何如此重视通识教育呢？大体上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通识教育与大学的性质有关。凡是综合性大学或者文理学院，本科阶段都主要以提供通识教育为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佛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说，“大学是非功利性的”；其次，通识教育与培养什么样的人有关。耶鲁大学前法学院院长科隆曼（Anthony Kronman）说：“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通识教育提供的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恰恰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 我们不妨来看看哈佛是如何构建其通识教育的。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在过去的70年中历经了三次变化。上世纪40年代，该校开始了“通识教育”课程。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通识教育”课程过时了，哈佛作出修订，出台了“核心课程”。新世纪，哈佛在70年代所制订的核心课程内容，同样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哈佛再次作出改变。 2009年新学期开始时，哈佛的新调整正式实施。名称回归为最初的“通识教育”。在这次修订中，哈佛把通识教育分为八个大的学术类别，包括：美学与阐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的科学、物质宇宙的科学、国际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每个大的类别提供了数门乃至数十门课程。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从每一个类别中至少选择一门课。他们既可以每学期选修一门，也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在毕业之前修完八门课、达到学校对通识教育所提出的毕业要求就行。 上述八个学术门类看上去非常抽象，它们的具体建设目标是什么呢？以“美学与阐释性理解”为例。该类课程的目标是将学生看做文化与信仰的继承者与参与者，帮助其理解自身和他人。同时，了解一些语言与观念，可加强学生对文化产品的美学反应与阐释能力。而探讨涉及诸如意义的产生与接受、美学价值判断的产生等理论问题，无疑能提高学生对文化产品的敏感性。 大学生需要知道怎样阐释文化作品，比如要了解怎样区分字面意思与象征意义，这对于评价和解释周围一切事物都至关重要。但是，上述理念又是如何在课程中加以体现的呢？或者说，与此相关的课程能教给学生什么能力呢？首先是批评技巧，即美学反应能力与阐释能力；其次是在分析原始文本的基础上，理解其语言、语言结构、艺术形式，同时能够理解其书面、口头、声像以及其他的形式；再次是教给学生如何在语境框架内分析文本；最后，还要让学生在适当的时候有实践的机会。 追问精神最值得借鉴 那么，中国的通识教育应该从美国的通识教育拿来些什么呢？ 第一，中国的通识教育应该与大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相一致。即便在美国，也有人不断拿“有用”与“无用”的标准来质疑人文教育的价值。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一西蒙斯（Alison Simmons）教授这样回应：“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的讲话中更是点透了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不是一个把各种事实塞满大脑的过程。”对于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冲破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