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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野下的农民权利保障 　　摘要：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之四分之三为农民，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却屈居于弱势地位。农民问题的核心乃是农民权利问题，当前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农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仍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构成了改善农民生存条件的巨大障碍。农民问题的妥善解决是关系到我国构建建设和谐社会的大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农民的各项权利予以法律保障。 　　关键词：农民 农民权利 农民权利保障 　　中国人口近四分之三为农民，农民人数从总量上看超过九亿多，中国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国。即便经过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农村人口的比例仍超过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然而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农民在当前社会结构中却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从经济发展现状看，与城镇经济高速发展相对比，农村发展显得缺乏后劲，农民增收困难。从社会地位上看，为全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农民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甚至受到歧视。 　　农民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乃是农民权利问题。长期以来，农民是被法治遗忘的群体，农村是被宪政忽略的角落。不仅农民的宪法权利不能引起重视，制度性的歧视更是加剧了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穷。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途径须积极依靠宪政及法治。 　　一、概念的界定 　　（一） 农民的界定 　　农民一词古已存之。从普通民众对农民一词的传统理解来看，农民首先应指一种职业，即从事农耕，以农业种植为职业的人群。但在目前，将“农民”仅界定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显然不合时宜。如许多年轻的农民工走出校门便直接进城，与农业生产实际并无关联，但即便是他们内心深处也将自己视为“打工的农民”。农民俨然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等级。如“农民企业家”、“农民歌唱家”等词汇的出现，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外化。农民即便离开了耕作的土地，仍然不能摆脱泥土的“血统”。 　　从法律层面上看，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正是这部立法开辟了我国农村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凡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群是城市居民；凡具有农村户口的人群是农民。这就是目前我国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因此，农民实质上包括两个层次的人群： 　　第一， 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职业，具有农业户口的人群； 　　第二， 具有农业户口，但其生活来源并非源自农业生产的人群。 　　（二）与相关概念的界分 　　1.农民与村民 　　村民是在一定时期内，居住在某一乡村区域内，受某一区域领导管理的自然人。村民是依居住地点对一定人群的归类。村民就是指在农村居住的人群。大部分农村居民由于户口在农村而属于农民，因此农民与村民有重叠的部分。但小部分村民已脱离农村户口，甚至实现了农村、城镇两栖，不属于农民的范畴。因此农民并不完全等同于农村居民。 　　2.农民与城镇居民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将我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人员及非农业户口人员，非农业户口人员即城镇居民。在本质上，农民与城镇居民同属我国公民，其享受的待遇本不应存在差异。但实际情况是，我国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社会福利方面、在权利的享有及权利的实现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我们之所以关注农民，关注农民权利，正是基于这种差异的存在。 　　城镇居民大多以城镇为工作及生活中心，实际上是国家优先发展城市战略的主要受益者。多年来，国家财政支出和公共资源多用于城镇建设，城镇居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同时基于国家在法律政策方面的二元化规定，即便是生活在农村的城镇居民，在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能够获得比农民更为优越的条件。可以说，城镇居民和农民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为创造的概念，其利益似乎存在对立性。但保障农民权利并不意味着要限制城镇居民的权利，提升农民地位在于打破城镇居民的“高人一等”的待遇，实现全国公民的整体平等。 　　（二） 农民权利 　　农民权利与城镇居民权利一样，同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来源于宪法及法律的确认。经宪法及法律确认的公民权利基本权利内容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人格权、平等权、精神自由权、经济自由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获得救济的权利等。农民权利自然也应包括这些内容。 　　农民权利原先并非学界认同的专门术语。但我国现阶段特殊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农民在社会权利的实现方面受到了事实上的不公正对待。基于农民身份与城镇居民身份的差异而客观分化出农民权利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因此在现阶段强调农民权利，并对我国农民权利的现状进行剖析和研究显得必要且紧迫。 　　二、农民权利的特殊现状 　　（一）农民的劳动权利受到限制 　　劳动是现阶段公民谋求生存的基本手段，是公民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劳动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之一。然而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对农民劳动权进行不公正限制的情形。例如农民进城务工需要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