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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刑罚制度 篇一：中国法律刑罚制度的发展 中国法律刑罚制度的发展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必要价值。原始社会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也必然有其应有的发展。中国的法律起源于夏奴隶制国家，传统的法律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更多的偏重刑法，以刑为主。物质的发展带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中国的法律刑罚制度。 夏商时期，伴随着“王权神授”，“天讨天罚”的法律思想，提出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和“殷罚有伦”的刑法原则。正如《礼记.王制》所说：“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由此可见商代对疑难案件的审理持慎重态度。旧五刑诞生于夏商西周时期，即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在此之上更有鞭刑，扑刑，流刑和赎刑，以及圜土之制，嘉石之制。鞭刑，是用荆条或株木痛击犯人的背部或臀部，主要用于惩罚官吏；扑刑又称杖刑，用于教化，使犯者知错；流刑，流放于远处，在先秦时期仅适用于少数上层贵族；赎刑，用一定数量的财货来折抵刑罚的刑罚执行方法。圜土，西周时期的监狱，圜土之制即让其在狱中劳作，进行改造，限制自由而使之服劳役的刑罚制度。嘉石之制，即将轻微犯罪人，束缚其手脚，坐于嘉石一定时日，使其思过，悔改，然后交给司空，在司空的监督下进行一段时间的劳役，期满后释放。 秦代则更加具体的针对各种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刑法原则，如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共犯加重，自首减刑，实行连坐，诬告反坐等。在此情况下，秦代的刑罚种类极为繁多，大致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八大类：笞刑，徒刑，流放刑，肉刑，死刑，羞辱刑，经济刑，株连刑。笞刑，是以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的轻刑，是秦代经常使用的一种刑罚方法。秦简中有“笞十”，“笞五十”等多种等级。徒刑，即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鬼薪（为祭祀鬼神伐薪），隶臣妾（将罪犯及其家属罚为官奴隶，男为隶臣，女为隶妾），司寇（伺察宼盗），候（发往边地充当斥候）。流放刑，包括迁刑和谪刑，都是将犯人迁往边远地区的刑罚，其中谪刑用于官吏。肉刑，即墨，劓，刖，宫，在秦代肉刑通常跟徒刑共同使用。 死刑，其中包括弃市，戮（先对犯人使用痛苦难堪的羞辱刑，然后斩杀），腰斩，车裂，定杀（将患有疾疫的罪人抛入水中或者生埋处死），枭首，族刑（通常为夷三族或灭三族）和具五刑。羞辱刑，秦时通常使用“耐”，“完”，指仅剔去胡须和鬓毛，而保留犯人的头发。经济刑，在秦代主要是“赀”，一般来惩治官吏的一般失职和民人的一般违法行为的独立刑种，它包括三种：1.纯属罚金性质的“赀甲”,“赀盾”；2.“赀戍”发往边地做戍卒；3.“赀徭”即罚服劳役。株连刑，主要为族刑和“收”就是在对犯人判处某种刑法时，还同时将其妻子，儿女等家属没收为官奴隶。 汉代刑罚制度发生了改变，其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先请原则都体现了汉代对于刑罚制度的减轻。首先，汉文帝开启了刑制改革即废除肉刑。将原有的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虽然在斩右趾方面，将原本的肉刑改为了死刑，实为刑罚的加重，但总体看来汉文帝的改革还是一种对刑罚的减轻。而后汉景帝再次提出刑制改革，即减轻笞刑。首先减少笞数，第一次，由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笞五百减为笞三百；第二次，由笞二百减为笞一百，笞三百减为笞二百。其次规范了行刑方式，即规定了刑具规格，受刑部位以及实施中不得中途换人。此外，文帝又将明帝把斩右趾改为弃市的一项又改了回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总的趋势是逐渐变缓的。一.新五刑体系初步形成，即死刑，流刑，徒刑，鞭刑和杖刑，为隋唐以后的刑罚体系奠定基础。二.废除宫刑，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流五天亦诏令：“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从此宫刑不复作为一种法定刑。三.缩小族刑缘坐范围，《新律》律定：“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四.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北魏，北齐均据“降死从流”的原则，将流刑列为法定刑，作为死与徒的中间刑，从而填补了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死，徒二刑间的空白，为隋唐时期刑罚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唐律的五刑，具体指笞，杖，徒，流，死。唐代的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刑罚，如《唐律疏议》所解释的那样：“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衍，法须惩戒，故加捶挞以耻之。”杖刑仅重于笞刑；唐代的徒刑是自由刑与奴隶刑结合使用如《唐律疏议》所说：“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唐代的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手段《尚书》：“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有之于远之”； 唐代的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 宋代，宋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