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的宁波港初探.docVIP

从宁波港兴衰看明朝与日本的海外交流 摘要：本文从明朝时期海禁政策下宁波港的兴衰，来初探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海上往来，包括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其主要方式表现为官府间的朝贡、海禁政策下的民间的走私、日本海寇的强取豪夺,以及学者访问。 关键词:明朝、宁波港、海禁、海盗、对外贸易 宁波港概况: 中国既属亚洲东部大陆大国，也是太平洋西岸海岸古国。早在上古就产生民间海上交通与贸易明州港唐代被列为开埠港口之一，是沟通东南亚、南亚及阿拉伯各国的主要港口。当时的海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书上记载，“海外杂国贾舶交至”，江厦码头一带“帆樯如林”，“镇鼓相闻”宁波港凭着天然优势，一度发展成16世纪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明朝建立伊始寸板不许下海（《明史》卷205，《朱纨传》）。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浙江明州、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永乐三年，因外国贡使日益增多，明廷恢复了洪武年间一度在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和广东广州设立的三个市舶司作为安顿之处，泉州名“来远”，宁波名“安远”，广州名“怀远”。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567年（隆庆元年）——史称 “隆庆开关”，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海禁政策对宁波港的影响 海禁政策使得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海洋列强向世界殖民扩张的时代固守着广袤的陆地疆土，海洋贸易止步不前，唯一精彩的瞬间也是稍纵即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慷慨大度”，郑和携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对中国的珍宝财物极为艳羡，因而千方百计向明朝官府靠拢。 但由于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之役，即日本各贡使为夺得朝贡的权利而相互残杀的事件。使得中国取消了这种入不敷出的单方得利的朝贡政策，更加地加强了海禁。于是繁荣非常的官方贸易也由此衰弱，宁波港作为当时日本来华朝贡时登陆的唯一港口，中日贸易的枢纽地带，也略现衰退。 二、对宁波港民间贸易的影响 话说时势造人，在当时航海严禁的情况下，沿海地区不乏会出现一些与闭关锁国的海禁作斗争的海商领袖，如王直，这一不容于时代的海商领袖，“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驰，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帛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再有大海商许栋、李光头，他们以浙江宁波的双屿建立了许李集团。正是由于这些海商不为政府所迫，依旧坚持在宁波港进行航海贸易，维持着与外国主要为日本的贸易使得宁波港在有海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自由贸易港。 明朝中后期隆庆开禁，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 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 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距离资本主义仅一步之遥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159)。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天下郡国利病书》,册26）。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大祖实录》卷231）。“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谈迁:《国榷》卷12）。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明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