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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度越高，市场发达度越高 来源：经济观察报 记者：张邦松 　　作为较早研究媒体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早在2000年初就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得出，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必要的制度机制。但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并未引起多大关注，其原因在陈志武看来，“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陈志武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媒体作用的发挥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甚至阻力重重。根据陈陈志武的理论，中国要实现商业繁荣和市场的健康发展，离开了新闻媒体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 　　新闻自由可缩小信息不对称 　　经济观察报：提到新闻媒体，人们更多地会关注其承载的政治和社会使命，但很少有人像你一样关注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陈志武：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2002年6月《财经》杂志被世纪星源提出起诉，几句话的诉状搞得《财经》杂志从上到下都要回应，很紧张，没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当时我就在想，一个诉状就把一个媒体从上到下全部人的关注力都牵扯到上面，这么随意就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有问题。如果想指控一个人写的东西与事实不符，那太容易了。这样的话，媒体根本没办法，媒体根本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长此以往，追踪调查报道就越来越艰难，因为没有哪个媒体敢去做。这非常不利于整个经济市场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试图证明，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制度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监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出问题，会出现市场关闭现象。 　　陈志武：2001年以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很多上市公司违规、违法案件，公司治理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曾提出过“柠檬理论”，他当时主要是以二手车市场来说明一个道理：由于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就会出现一个情况，所有人都说我卖的是好车，由于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买方为了把损失最小化，就只能尽可能的压低价格，最后好车得到的价格与坏车得到的价格是一样的。长此以往，好车的所有者就不愿意卖，最后剩下的都是真正的坏车，那慢慢地市场就会崩溃。 其实阿克洛夫没有太多地从证券市场上来谈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不同的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差异化比较大。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和二手车市场比起来，二手车毕竟卖的是车，你可以上路跑一跑，试一试，检测一下，如果你很有经验的话，基本可以把信息不对称的空间和欺骗的空间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所以后来我进一步做了研究，就想看一下，新闻自由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到底能有多大的作用。我得出的结论是，从经济市场来说，新闻自由很重要，尤其是从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9世纪末期之前，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西方其他的国家的公司，规模比较有限，它涉及到的公众利益也不像现在这样广泛。但1900年前后，美国上市公司股东数量发生一个巨大变化。比如当时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还有后来的汽车公司，他们的持股股东数量已经到了几十万。1900年前后，全美国股民的数量大约是200万，到了1929年就上升到2000万。 　　所以后来我发现，1900年后公众公司所代表的公众利益、中小股民的利益与1850年前的公众公司相比，完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量级上翻了很多。而且整个美国社会，西欧社会，受到大公司利益的牵连、影响，都在数量级上翻了很多次。所以这样一来，这些公司怎么运作，公司的利益，外部人内部人，管理层和所有者，发生很严重的分离。内部人和外部人发生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以后，给新闻媒体提供非常自由、广阔的追踪报道空间，这已经成为经济制度核心的一部分。(注：根据陈志武的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好的国家的资本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保护中等的国家的该比值平均为16.46%，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差的国家的该比值平均为7.32%。从实证意义上，媒体的监督越自由，资本市场越发达。) 　　没有第三方监督，中国股市靠不住 　　经济观察报：你曾表示可以把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分成五层：董事会、证券市场参与者、媒体、行政监管、司法诉讼。媒体在这个监管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陈志武：如果说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要求每一家上市公司每个季度都披露一次财政状况，那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是，所有的公司都说我们这个季度的财务状况很好，未来的前景也很好，没有任何的关联交易。因为没有一个机制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要讲真话，必须要有第三方来进行验证，进行实际的背景的调查，找到数据和具体的交易细节，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一样。 　　如果到最后没有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