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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壁垒与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凸显。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东部吸引了大量的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并开始产生集聚不经济效应，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亟需产业结构升级与转换。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增长极，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潜在的市场容量，但是中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方面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规模和效果。我国东中部地区产业梯度分布呈现哪些差异？东中部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时机是否到来，中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是否成熟？哪些因素障碍了东中部的产业转移？中部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需要怎样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本文拟对上述问题提供理论阐释和政策建议。 一、基于产业结构偏差系数的中东部产业梯度特征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大陆划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东部地区获得了优先发展，区域发展差距拉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我国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和中部崛起战略，经济区域由传统的三大区域变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中部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6省，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广东、海南、福建、上海、浙江、江苏10省（市），西部包括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12省（区、市），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即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西部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高，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偏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相比，中部第一产业比重依然偏大，比东部高出近八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见表-1）。 从就业结构看，我国四大经济区域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呈上升趋势，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很高，特别是中部和西部，2007年中部和西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达46.3%和4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结合表-1与表-2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变动状态，通常用偏差系数来描述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同步升级和对称关系。所谓偏差系数是指三次产业结构中各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与各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之和，偏差系数越大，表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差距越大，两者没有同步升级。根据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化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偏差系数较大，随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偏差系数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从图-1可看出，近些年来，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偏差系数都呈现了下降的趁势，东部偏差系数最小，且下降幅度较大，表明东部产业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但东部第二产业目前所占比重还偏高，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将会不断增大，一些边际产业和衰退产业需要进行空间转移。中部产业结构偏差系数较高，仅次于西部。从上述两表比较中易发现，中部第一产业的产值与就业人数偏差很大，表明中部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有大量的潜在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东部和中部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上有互补优势和调整空间。 二、中部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与优势 在战后6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转移。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通过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20世纪70-80年代，受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日本、西德等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对外开放政策优势，抓住了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加工贸易，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率先获得了快速发展。 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导致集聚不经济效应，产能过剩带来恶性竞争与行业利润率下降，能源和资源消耗巨大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外贸依存度偏高，贸易摩擦日益严重。为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国对出口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降低或取消了某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人民币有较快升值的趋势，用工制度逐步完善，劳工成本不断提高，这些因素对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约束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