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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深远意义 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由卫生检疫与疾病监督体系、疾病疫防与控制体系、医疗保险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动员与保障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药品与卫生材料生产与供应体系组成。总体上看，我国公共卫生与医疗体系曾取得很大的发展，为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加入ＷＴＯ以后，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且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其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概念或生活水平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关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乃至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问题。 国际化带来压力 加入ＷＴＯ无疑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增强我国的经济竞争能力，并能更快地使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是，加入ＷＴＯ也会给我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带来双重压力： 首先是给我国的卫生检疫工作带来压力。货物与人员的加速流动不仅使检疫工作量增加，难度增大，稍有疏忽就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如新的生物入侵所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就已经给我国许多地区带来了农林牧业的重大经济损失。 其次是频繁的国际往来将给我国的传染病预防工作带来压力。除了天然病因外，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人工设计与制造致病因子的几率越来越大，敌对势力和恐怖组织进行有组织的生物、生化袭击将越来越容易。 人口与体制转换的困扰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障１２．７亿人民安全、健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但进入新世纪以后，人口带来的压力不再只是增长问题，老年化问题、人口的流动问题、收入差别所带来的差异化需求问题又摆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面前。 ２００２年，我国６０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１０．４５％，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带来医疗保健费用的大幅增长。根据调查资料显示，１９９９年我国６０岁以上的老人的医疗保健支出已经占到了总费用的４１％，而２００２年这一数据已经超过４５％，而且还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快速增长。除了费用的增长，老年人的关怀问题也将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在社会财富还不充分丰富的条件下，安全平稳度过老年化高峰，是我国公共卫生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 我国由于农村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极为丰富，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外出谋求工作，这样就导致人口的大量流动，如何做好上亿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问题，就其对我国卫生事业提出了又一个挑战。非典所造成的恐慌，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的流动所带来的疫情扩散，事实表明也确实如此。 除了人口问题，给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压力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体制转换所带来的原有均衡机制破坏以后，新体系的建立问题。 我国传统的医疗体系主要分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城市主要以公费医疗体系为主，农村主要以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为主，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前，该体系对于保障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民的生命健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公费医疗的改革以及农村村级卫生所的瘫痪，这一体系的均衡实际已经打破，但新的平衡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而且随着药品价格的上扬，医疗成本越来越高，医疗卫生资源受市场因素的驱动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这种趋势导致的后果就是医疗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大量农村及城市低收入阶层因为支付困难而不能够享受正常的医疗。 据２０００年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患病人群因为经济困难应该住院治疗而没有住院的占到了整个未住院治疗的６４．６８％。这表明由于新的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以及收入的差异，我国依然有大量疾病患者难以获得正常的医疗。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化差异问题，其并不因为自身有较好的收入而且能够获得较好的医疗条件就能够避免疾病的侵扰。北京的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投入与产权构成制约 投入不足一直是我国近几年医疗卫生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自“六五时期”以来，卫生事业费用支出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３．１０％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７１％。在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的五年中，政府卫生支出年均增长率仅为１３％，社会卫生支出年均增长低于１０％，但个人卫生支出年均增长幅度超过２０％。从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多年间，我国卫生服务弹性系数（卫生费用增长与ＧＤＰ增长比）仅为１．２，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 投入不足已经造成了许多地区医疗设备陈旧，医疗条件简陋，尤其是基层卫生条件比较差。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乡卫生院和专科防治所（站）的危房比例要高出平均水平的１．３和１．５。政府投入不足还造成了我国卫生费用结构的失衡，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０年，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例已从２２．８下降到１４．９，社会卫生支出已从３８．４下降到２４．５，而同期个人卫生支出却由３８．８上升到６０．６。 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