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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十九世纪欧洲文化主潮
欧洲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演变:
启蒙运动提出和宣扬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虽然在一开始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集中在思想领域,但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特别是其中关于政治体制的论述,使人们开始对政治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自由和平等将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
如果将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一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研究,那么这个时期其他部分的历史也应该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更为复杂的力量综合中来加以理解。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植根于广泛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或文化环境的情感.它的特征是一个群体对某种源于这些环境的传统的认同意识,这种传统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传统。民族国家的建立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实施,是情感向权力的转化。
十九世纪英法人民都抱有自由思想以及民族的情感。1850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宣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英国公民都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手段保护自己不受外国人的侵犯,就像罗马帝国的公民声称“我是一个罗马公民”一样。他的话在全国上下激起了对祖国实力的自豪。l840年当法国人为拿破仓的遗骸从圣赫勒拿返葬于巴黎的一处精心建造的圣地而欣喜万分时,他们又重温了已成为部分国家传统的那种凯旋。帕麦斯顿的夸耀和食破仑的遗都是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传统和情感的产物。
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现象在欧洲其他地区比在英、法两国更明显,作为独特的地理、文化和政治实体存在了数世纪之久;在其他地方,普通的传统和付诸实践的接合并不那么明显,因为不存在能够有助于表明它们的政治统一体。东普鲁士人和威尼斯人显然就属此类,历史已经赋予他们这种实体。但除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历史并没有赋予他们像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的那种实体。在这些有关民族的术语演化为任何政治现实以前他们要以这些术语考虑自己的事务还得作出审慎的努力。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并不一定与自由主义相对立,就某种程度上说、民族主义对平民的特定成就的称颂超过了对世界主义的贵族精英业绩的赞美、这反映了自由主义对传统特权的憎恶:自由主义也承认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获得自由的目标、然而、自由主义是跃跃欲试地迎接未来,民族主义则以对往日的欣赏(如果不是崇敬的话)来作出响应。自由主义坚决丰张个人主义的价值和重要性.民族国家的创立者们则回答说他们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可能需要牺牲每个公民某种程度的自由。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成功建立在总的国际力量均衡的基础上,欧洲国家在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已经取得这样的成功。新的国家的涎生——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和德国——需要对这种均衡进行再凋整。但适应仍然是可能的、只有少量小冲突破坏了维也纳会议后的稳定。
1850年到1870年间的二十年、是西方世界建立民族国家如火如荼的时期。在主要的建国领导人中,没有人比缔建普鲁士统治下的德意志的奥托·裨斯麦(1815—1898)更高明的了。裨斯麦出身于容克阶级、1848年至1849年革命期间就以君主制的卫土面目出现。他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鲁士人。当他实行国内改革时.不是为“公正”而支持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认为他的政策会造就个更统一、因而也是更强大的普鲁士。当他设法把德意志各邦集中在普鲁士人的管辖下时,不是为了与大德意志的蓝图相一致、而是因为他相信某种形式的联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如果发生了,也准是按照普鲁士的旨意。他自我标榜为现实主义者,而他也的确成了一个所谓现实政治——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政治的一流的实践家。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在撒丁王国的统治者维克托·伊曼纽尔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
裨斯麦
欧洲19世纪中后期的普法战争
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挑战也同样发生在欧洲以东和以西两个具有非自由劳动制度的国家俄国和美国。从187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西方处于全球事务的中心。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霸主地位使它们拥有的各种权力比以往任何国家或帝国都大。然而对世界的主宰决不意味着由任何世界总秩序的看法相伴。西方同家的经济实力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去统治地球上的欠发达地区,也可以使它们专注于如何压倒其他国家。保卫和平的旧权力均衡体系是靠确保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得对其邻国的优势来维持的,但这种体系由于全球经济竞争而面临崩溃。同时,各国内部日趋紧张,受到社会动乱威胁的地主阶级和中产阶级试图平息那些要他们做出政治让步的不断高涨的喧嚷。因为这种要求与他们仍然企图大权在握水火不容。因国内外压力而最终导致了1914年和1939年两次爆发世界大战。列强角逐和估计错误所造成的战争及其后果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力量,使它们从昔日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不再是世界命运的惟一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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