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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及其构建 　　摘 要：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在场权，然而，辩护律师在场权的实行可以使辩护律师及时介入刑事诉讼，可以有效地监督追诉权的行使，保障被追诉人人权。文章在借鉴外国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侦查讯问方式改革的一些措施，逐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 　　关键词：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辩护 　　一、律师在场权的概念 　　关于律师在场权的概念，从诉讼阶段方面看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律师在场：从广义上讲，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中，律师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有权在场履行其法律援助职责；从狭义上讲，律师在场权仅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讯问开始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都享有在场的权利。[1]从律师参与的程度与发挥的作用方面看可以分为形式和实质意义上的律师在场：从实质意义上看，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必要条件是要求律师在场，并以此作为判定讯问过程是否合法的标准，且律师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从形式意义上看，律师在场的形式是呆在其他房间通过无声闭路观看讯问过程，其主要作用是防止侦查机关以不法手段获取口供，却排除与犯罪嫌疑人交谈或提供法律意见的权利。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原因 　　（一）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是典型的线型结构。我国的刑事诉讼分为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专门的机关主持诉讼活动，三机关联系紧密，呈现出流水作业式线性结构。虽然立法上规定了法律监督原则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但是我国侦查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缺乏有效地监督。缺乏监督的权力极易被滥用，造成错案的产生，危害司法的公正和权威。[2] 　　（二）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对口供的过分强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果是如实供述，则其证明力便大于一切证据。由于我国刑事侦查活动的非公开性以及侦查机关在侦查讯问的过程中过于重视口供的采集，容易导致侦查人员滥用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认，例如，近年来的佘祥林、聂树斌等一系列重大冤案，这些冤案的背后，隐藏着刑讯逼供的身影，置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不顾。 　　三、赋予律师在场权是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一）西方各国有关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权的规定 　　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建构了比较完备的律师辩护制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的列判例强化了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时的在场权，只要犯罪嫌疑人坚持要求律师在场的，没有律师在场的，侦查机关就不能讯问犯罪嫌疑人。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规定，询问开始或进行过程中被拘留者被允许咨询且可能咨询到律师，必须允许律师在询问过程中在场。除非律师的行为使侦查人员无法正常向嫌疑人提问时，该律师才会被要求离开。大陆法系国家尽管采用职权主义模式，但律师辩护制度的基本精神与英美法系一致，只是阶段和要求不同而已。在法国，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阶段，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在德国，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辩护人没有参加警察讯问的权利，也无权参加检察院和警察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讯问，但辩护人可以参加检察院对被告人的讯问。检察院要提前通知讯问日期，但通知如果会影响调查时，可以不予通知。[3] 　　（二）我国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权的初步探索 　　2002年7月，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教授等主持的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示范项目通过立项，先后于2002年9月和2003年1至4月在珠海市、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进行了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的试验。试验表明，律师在场权有效地杜绝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促进了文明执法，缓解了犯罪嫌疑人的畏惧心理，有效纠正了侦查人员笔录时的明显差错，提高了笔录的真实性、公正性。另一方面，一些问题也引发了学界的探讨。其中突出的是律师在场权的定位问题，是见证作用，还是有辩护和监督作用；律师在场权包括什么样的权利，承担什么样的义务。2010年12月5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推出《关于辩护律师旁听讯问办法（试行）》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可请求其辩护律师旁听，这一举措对于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避免刑讯逼供和冤家错案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项制度离国际通行的律师在场权制度仍然相距较远。首先，辩护律师旁听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只适用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其次，北京检察机关也没有规定律师不在场，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为检察机关选择性让律师在场提供了空间；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