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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老师 晨之风 我是一个老70后，童年在“文革”期间的农村老家度过。小时候我一直在姥姥家，没有接受过什么学前教育，到了七八岁该上学的时候，父亲才把我接回来。 我清楚地记得，上学第一天其实就是报到。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花书包，其实是母亲用碎布头拼成的，这很费劲，母亲花了几个晚上一针一针缝好的。父亲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报名。我不知道上学都是学啥东西，但是感觉很神圣，我背着书包雄纠纠气昂昂早早来到学校，这宣告我要进入一个新时代。以前都是羡慕地看着那些大孩子上学，充满了嫉妒，这回轮到我了。小学就在我家门口，但是只有两个班，一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三十多名学生。上三年级时要到远离村子五六里地的村庄去上，大概是考虑到学生年龄小，不能走那么远的路，临时在本村建了两个班级。这两个班总共三个老师，两个语文老师一个数学老师，都是民办老师。那个时候就学两门课，一门语文，一门数学，没有练习册之类的资料。学费也不贵，书本加上学费总共两块半钱。教室是土墙房子，屋顶苫的是麦秸秆，一到秋季刮大风的时候，麦秸秆就会被吹起来，老师和年龄大点的学生赶忙从教室后面的泥塘里挖泥压麦秸秆，否则会来个大掀顶，我就亲见过，真的很可怕。没有学习的标准桌子，都是用土坯垒的泥台子，上面铺着水泥板，算是桌面。夏天感觉还不错，趴在上面凉丝丝的，冬天就不行了，和冰面差不多，手是不能直接接触的。那时的学生不知道珍惜水泥板，往往跳上去玩耍，比谁跳得高，水泥板大多断得四分五裂，学生就只有趴在土坯上面写字。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人多了会有一层浮土，所以每天扫了地，要从教室后面的水塘里端水泼地。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听说过公办老师这个概念，老师教学全部是方言。我们那个地方是典型的小方言区，h和f不分彼此，大家都这样说，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后来到了大学偏偏学的是中文，普通话过关考试没少费劲。一年级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是我们村的，论辈分我叫他哥。他的小名叫权贵，父亲说在学校要叫老师，不能喊哥。我们这个村庄绝大部分都是姓李的，基本上都可以排上辈份，于是我就毕恭毕敬地喊权贵哥为李老师。权贵哥那个时候已经30来岁了。说实在的，他业务水平不是很高，据说以前他没上完小学，印象中他教了一辈子一年级，直到退休都没教过二年级。但是很惊奇的是，我们村后来考上大学的据说是有出息的，都是在他的手下经过的启蒙教育。那个时候，一年级入学报名要面试，就是回答几个常识问题，譬如狗几条腿啦，鸡子几条腿了，一只鸭子的腿和一头猪的腿加起来是几条腿啦，总感觉问的都是关于腿的事儿。如果回答对了，就算过关，可以骄傲地坐到班里，趾高气昂，颇为神圣。如果回答不上来，或者回答错了，会遭来一阵在场学生的奚落，末了家长还要领回去，待到教会了再来报到。村里有一个叫三娃子的总是搞不清鸡鸭鹅或者马牛羊到底有几条腿，一连报到了几回才勉强过关，这在当时的村里一时传为笑谈。可是现在三娃子靠承包工程，成了村里的首富，算得上是村里的成功人士。村里人得出个结论：有本事不在学问，三娃子就是明证。 权贵哥虽然没上过正规师范学校，但是讲课很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崇拜，他说的话我很相信，全然接受，没有一丁点儿怀疑，甚至比父亲母亲的话还管用。我认为权贵哥讲课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讲故事，一则普通的故事在他的嘴里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那个时候革命小说故事，权贵哥都能讲。讲的时候绘声绘色，极具诱惑力。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权贵哥满脑子的取之不尽的故事充满了魅力，这让我很崇拜他。一年级一开始要学习字母，在讲字母发音时，他的口型很夸张，不同的字母他会变换不同的口型，并且善于运用肢体语言，给我们带来直观的感觉，大大提高了记忆效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多媒体，他的声情并茂的教课让我们学到了好多知识，尽管后来在大学里考普通话时，我发现他好多拼音发音还不是太正确。权贵哥想着法子激励我们学习，他自己出钱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考试一百分奖励一毛钱，九十一分奖励一分钱，九十分以下不奖励。那个时候钱是很值钱的，一毛钱可以买几个鸡蛋。我清楚地记得我得过一分钱，回到家喜不自胜，向母亲大声报喜，母亲做了一顿白面条算是奖励我。 权贵哥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严格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教学，在课堂上见缝插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说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我很相信，可是闻一下又不像，按他说的应该有血腥味儿，问权贵哥他没法给我解释清楚。那个时候正值和越南交战，权贵哥经常讲越南鬼子如何凶残，如何残杀中国人，我们不知道越南在哪里，感觉到越南很可怕，但是又很可恶。权贵哥除了教我们语文，还教我们打拳，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业余爱好武术，据说拜过武林高手，在办公室里他用砖头摆成八卦的形状，据说可以走八卦步法，练八卦拳。改完作业他就在那里走八卦步，听我父亲说，权贵哥可以单掌劈开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