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1(文献与历史文献)技术总结.pptVIP

中国历史文献学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跟各种文献打交道。例如： 1、一个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写论文时首先要面对有关文献的了解、收集和综述。 2、毕业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具备处理各种文献的基本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好文献学不仅能够更好的阅读或继承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而且对于我们未来的工作、学习、研究和生活将会受益无穷。 文献：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了适应人们对知识信息的存储、传递及利用等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文献是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等。 “文献”这一名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文献一词已见用于世。文献二字连用，最早出自《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一词出现的最早记载，这里的杞、宋都是古国名，相传周武王封夏的后人于杞，封殷的后人于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夏商二代的礼到了它们的后代杞宋已经失传了。“杞宋无征”由此成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情缺乏证明材料）。 汉、宋大儒郑玄、朱熹等以典籍释“文”，以贤人释“献”。这个解释就是孔子所说“文献”的本义。 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指出：“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吾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郑玄、朱熹所说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朱熹对“文”的解释前进了一步。郑玄认为文献的“文”即文章；朱熹认为文献的“文”即典籍。文章是礼乐法度，典籍指法典图籍。所谓“文章”，当然没有典籍深广。 按照朱熹的观点，文献的含义是由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文”与“献”两层含义构成的。其中，文是指法典图籍之类的历史资料，献是指熟悉典故、学识渊博的贤人。前者是物，是“硬件”，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人，是“软件”，是可以存储并可以传播知识信息的“活载体”。因此，李泽厚把文献翻译成“文字材料和活材料”。 为什么古代所谓文献除了强调各种典籍外，还要强调那些熟悉典故、学识渊博的贤人？原因大抵有二：一是由于文字载体或因笨重、或因昂贵，导致图书的制作、利用相当不易。 二是因为编纂水平所限，典籍和文书档案所揭示的内容还不够系统全面。 因此，读书治学者仅仅依赖典籍犹觉不足，还需要那些熟悉典故、学识渊博的贤人来补充。把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同时视为“文献”，这一点在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司马迁一方面作为太史令，能够大量阅读到“金匮之书”（国家藏书），一方面到处游历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听取“贤人”讲述当地故事。 文献的概念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指“典籍和贤才”的并列结构转向专指“典籍”的偏向结构。宋末元初马端临以“文献”二字名其书，曰《文献通考》，并在该书《总序》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致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在这里，马端临不仅丰富了“文”的内容（除了经书外，还包括史书和子书），同时也使“献”的内涵更为具体而明确，所谓“献”，指当时臣僚、近代诸儒以及名流们的奏疏、评论和燕谈。换言之，“文”是文字资料，“献”是言论资料。既然都是资料，于是乎献开始向文靠拢，文和献开始有了共同点。马端临的这一观点，大体上接近于现代人的观点。明代曾编纂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大书《永乐大典》，这部书最初的书名叫《文献大成》，这里的文献一词，完全是指典籍和文字资料。 随着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深入，“文献”的旧概念已不完全，所以在实际运用中“文献”的概念在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现今，“文献”已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 1983年国家标准局公布的文献定义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按此定义，文献不仅包括现代图书馆的一切馆藏图书，而且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声像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 《新华字典》解释“文献是有历史价值或同某一学科有关的图书资料”。 《辞海》这样解释“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 当前学术界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一般都还是在传统界定的含义中讨论“文献”，认为它是一个旧名词，只能使用它原本的意义。 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文献”的原本意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