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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 李 楠 第二部分：“五四”新文学 一、“五四”时期的文学生态环境 1、诗歌——同光体 同光体是清代宋诗运动在清末民初的余响末绪 宋诗运动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追求质实、厚重、缜密的诗美境界，讥讽高标“神韵”、“性灵”者为“无实腹”，力图穷经通史、授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学发展的蹊径。创造“学人之诗”。 “同光”来自于陈衍1901年写的诗《沈乙庵诗序》”同光体者，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光宣”更符合事实。 近代同光体主要指称光宣及民初年间仍活跃在诗坛上的宋诗派诗人，代表人物有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 陈衍（1856—1937），同光体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著有《石遗室诗话》（1912年）、《石遗室文集》等。 陈三立（1852—1937），著有《散原精舍诗文集》（始于1901年）。维新派，戊戌政变后与其父陈宝箴同被革职，归隐南昌，后曾移居宁、沪、杭、京等地，不复任事，以诗人终老。诗作忧愤深广。 郑孝胥（1860—1938），晚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因丧失民族气节而为世人诟病，著有《海藏楼诗集》。 沈曾植（1850—1922），维新派，清亡后以遗老居上海，著有《海日楼诗集》。 近代同光（光宣）诗人的创作起于“戊戌政变”之后，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时间相一致，1901年、1902年。在辛亥革命前后遭到柳亚子为首的“南社”诗人的激烈抨击。延续至1930年代。1937年抗战爆发，陈三立自杀以示不做外族奴役。郑孝胥沦为“汉奸”。陈衍晚年任教于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病逝。 近代同光体诗人“戊戌”时代与梁启超一样是维新派，“政变”之后走上另一条道路。当梁启超高呼“小说救国”之时，他们倡导儒学思想，探讨学人诗歌创作，追求清苍幽峭、生涩奥衍。当“诗界革命”尝试俗语、俗字入诗之时，他们“最患浅俗、最忌大言”等。 今天，主张民国旧体诗词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派”，已将同光诗人的民国诗作写入，彰显文学历史原生状态的驳杂。 南社： 革命的文学团体。推翻满清、彻底反帝。 1909年11月成立，至1925年。 柳亚子、陈去病等。 包括于右任、邵元冲、叶楚伧、戴季陶、邵力子等，学问家有吴梅、黄侃、马叙伦等，政治家有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其美、邹鲁等。 柳亚子追写《南社纪略》，人数达1170人之众。 南社社员诗歌观念不同： 柳亚子等人推崇“唐音”，喜欢辛弃疾、顾炎武、陈子龙、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反对同光体、桐城派和常州词派。 姚锡钧、闻宥、朱玺等人，则推崇同光体，主学“宋诗”。 诗论之争终使南社分裂。 代表诗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黄节等。 2、散文：桐城派 自方苞推阐义法、揭橥古文旗帜之时起，至五四时期被加以“桐城谬种”恶名，走向崩溃解体之日止，持续绵延二百余年。 至光宣年间，是桐城派的复归期。 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桐城派再显一时之盛。1903年去世。 承继者为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 三位在曾经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清史馆。1920年前结束任职南归。 讲授古文，研究著述。 后期桐城派的文化选择： 甲午前患西学不知，今患中学之全弃；西学中惟政、艺可学，中学则六经程朱韩欧之书、伦理纲常之道为不可弃。 五四新文学从语言革命入手，旨在破坏与语言联系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情感系统，造成传统文学格局的解体。 3、骈文：空前兴盛（1912—1919） 武昌起义后军政府发出的第一批具有纪念意义的文件中，《布告全国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檄各府州县电》、《致满清政府电》等均为不甚齐整的骈俪体。 在民国成立后的几年里，骈文是普遍应用的公文形式。 骈体文在渲染气氛、制造声势方面有独特的功能。 鲁迅1912年以黄棘笔名为《越铎日报》所作《越铎出世辞》也夹骈体，如述该报宗旨“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义勇之精神。” 刘师培作《广文言说》，将骈文视为文体之正宗，而后受到五四新文学发难者的讥讽和斥责。 胡适所言文学革命之“八事”，几乎每一“事”都与“废骈”有关。 小说中夹杂骈俪文字，是中国文学早就有的现象。人们常常提到李朝威《柳毅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陈鸿《长恨歌传》、元稹《莺莺传》中所间有的偶对之辞。而大量骈文小说出现，则是1912—1919年间的一道特出的文学风景线。  徐枕亚《玉梨魂》，1912年连载于《民权报》副刊。后出版，共发行 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相爱，却“发乎情止乎礼”。 吴双热《孽冤镜》。 王可青和薛环娘相爱，封建家庭阻隔不能喜结良缘。 两篇小说每天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