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以甲午为鉴.doc

中国应以甲午为鉴：强国梦不可能在“威胁论”中却步 　背景资料：甲午战争（又称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 《甲午战争120年祭》明治维新后 倭邦势逆昌天朝弥暮气 上国褪华光一战倾黄海 千秋葬北洋积贫招恶犬 夷夏突群狼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因此，虽然清王朝对于自身生存发展重大问题上有一定战略思路，但对于“如何保全和局？如何徐图自强？”等核心问题，始终缺乏统一认识，没有总体设计，从而极大影响了清王朝的军队建设、战争准备、外交战略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行动。与日本相比，清王朝完全没有应付日本进攻的国防战略，更没有制定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在大战略上目标模糊、摇摆不定。 　　尽管与清王朝面对同样的局势，日本却采取了不同的战略，那就是“武力崛起”——与其如中国般沦为被侵略对象，不如加紧富国强兵，成为列强同伙。虽然日本武力扩张的道路不可取，但其目标明确、步骤清晰、步伐坚定的大战略运筹，既让后人高度警惕，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当今时代，全球各种力量相互影响日益紧密，世界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日趋明显，快速崛起的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处于战略摩擦的高发期。构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拥有全球视野以及目标清晰、系统完整、一以贯之的大战略，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国际斗争中积极主动、进退有据和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日本对中国存在的要害问题，竟然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得多，不能不让今人也汗颜！ 　　在腐朽的封建体制下，生产力不可能突破牢笼。社会要步入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