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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协定案例 自然人居民身份判断 案情： A国公民X先生于2003年到中国一公司任职，当年在中国停留满1年。X先生在A国有一套房子，他的妻子和孩子仍居住在A国。由于X先生在中国的工作出色，因此，公司与之签订了五年期的雇佣合同。于是，X先生在中国也购买了一套房子，并在房子装修完毕后将家人接来中国一同居住。 问题：请判断X先生到底是哪一国的税收居民？ （二）一般类型常设机构 案情： 郝克是A国居民，每周到B国访问2天。他在其居住国的一个大型批发市场购买花卉，用卡车将花卉运输到B国，并在B国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市场里的货摊零售这些花卉。郝克不拥有固定货摊，每天当他到达市场时，市场老板就在花卉部分分配给他一个货摊。郝克除了在该市场的销售之外，还向B国的种花人销售特种果树。他在其国内接受电话订单并在来B国时向订购人交货。该特种果树是郝克在其本国的批发市场上购买的。其他工作日，郝克一般都在本国的市场零售花卉。B国首都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大型花卉节。郝克每次都承租一个摊位，销售他从本国种植人购买的特产果树和花。这一周的销售额占他花卉生意年营业额的20%。 问题：根据A国与B国的税收协定（遵从OECD范本），B国可以对哪些业务活动征税？ 工程型常设机构 一、案件背景与事实 2007年，德国A公司就其为境内B公司提供汽车车身装配系统及其装配服务取得的收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享受中德税收协定待遇。主管税务机关对A公司进行了调查，确认A公司是德国居民纳税人，并且A公司在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时间确实没有超过6个月。但是，调查显示，该公司将其负责的整个工程又分包给几家德国公司，共同进行装配系统的安装、调试、培训工作，而这几家德国公司分包工程的持续时间均不超过六个月。按照中德税收协定第五条第三款第一项的规定：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这种工地、工程或活动以连续为期六个月以上的为限。A公司认为：其在华从事劳务的时间不超过6个月，因此对其从事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中国没有征税权。 二、处理过程与结果 按照中德税收协定的规定，分包商在中国境内的经营活动不构成常设机构，中国对其取得的收入不予征税。然而就总合同而言，德国A公司在华就整个项目的持续时间可能超过六个月。针对这一疑点，主管税务机关调取了售付汇台帐集中进行审核，发现A公司分包给几家德国公司的工程均属于其与B公司签订的总合同内的项目，因此判断：该公司涉嫌滥用税收协定，将时间上构成常设机构的合同进行拆分，使每个分包合同的持续时间均少于6个月，从而规避国内企业所得税。经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主管税务机关认为：A公司的总包合同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累计持续超过六个月，因此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应该依法在华纳税。 主管税务机关就上述政策向德国A公司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最终德国A公司认同其在华构成常设机构的判定，并同意就其在中国取得的收入补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106.28万元。 （四）劳务型常设机构 案情： 日本A公司在我国投资成立一家全资控股的子公司B，从事各种激光、喷墨打印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同时，A公司在香港投资设立了另一家子公司C，作为A公司在大中华区的销售、人力资源和技术协调中心。 2008年12月，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技术服务合同，合同约定：1. A公司将打印机生产线的专用检测设备租赁给B公司使用，租期一年，A公司一次性收取租赁费10万美元；2. 公司于2008年12月派遣技术人员到B公司，对打印机生产线进行检测，A公司一次性收取检测费20万美元。 自2009年1月至今，A公司每月从日本总部派遣技术人员到B公司所在地调试生产设备，指导B公司员工使用新的生产线。但在2009年7月，日本总部人手不足时，由C公司从香港派遣技术人员到深圳完成当月的技术工作，B公司向A公司每月支付技术服务费30万美元。A公司和C公司的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的部分工资薪金由B公司承担；A公司、C公司也同时负担其派遣人员的部分工资薪金和海外补助等费用。 问题：对这一技术服务行为应如何征税？ （五）代理型常设机构 一、案件背景与事实 香港某投资公司（A公司）于2006年成立，在西安设有代表处。为了向朝鲜铁矿公司进行投资，A公司以个人名义投资成立了丹东某经贸有限公司（B公司）。A公司以B公司的名义，购买采矿设备对朝鲜进行投资，成立朝鲜某铁矿合作会社，投资比例朝鲜占60%，香港占40%。 B公司的成立，就是为了A公司开展对朝鲜投资业务，以及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2007年，B公司与A公司签署《委托协议书》，为A公司代理朝鲜铁矿的工程规划、设备安装、投产后的生产、技术指导和矿产品进入中国境内市场的销售。A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