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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的伦理分析 （肖巍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精神健康已成为当代公共健康领域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并对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报告指出，全世界约有4.5亿各种精神和脑部疾病患者，而且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会出现某种精神障碍。也有数据表明，在美国每年早卒的人口中，大约50%与精神疾病及相关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目前我国大约有1600万精神疾病患者，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这一局面的改善亟待各个相关学科研究精神健康问题，而对于精神健康的伦理分析也凸显出独特的意义。 精神健康的界定 我国学术界通常把“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概念混淆使用，这样做便有可能忽视对于精神健康的深入研究。事实上，这两个概念能否等同取决于讨论的具体情境和学科背景。从伦理角度分析，“精神”主要表现为人类拥有的一种顽强的追求意义的意志，不仅要超越看得见的世界，把看不见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也要探索人自身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和追求人的终极关怀。显然，这种探索和追求离不开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因此，精神健康似乎更关乎人的认知、意志、观念和关系层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紧密相关。然而，心理健康则属于心理学领域，更关乎人的生理、人格和情感层面，与个体的身心发展及其性格特点相关。因而，尽管精神健康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但前者的外延与内涵却更为宽泛和复杂，包括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精神信仰和道德观等因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新近把人的道德品格纳入健康范畴，成为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数。 精神健康本身是一个模糊而有争议、但又十分值得探究的概念。由于其难以界定，人们通常便会联系精神疾病来定义精神健康。然而，这样做又会遇到新的困难:精神疾病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甚至在20世纪60、70年代，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之间就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讨论“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否存在着精神疾病”的问题。因为倘若我们把疾病定义为身体的某一部分、某种功能和某一器官处于功能低下状态的话，就无法确定“精神疾病”的存在，其原因在于精神疾病存在于非物质化的、非客观化的思维环境中，难以像身体疾病一样进行明确的病理学描述和诊断，因而便有人得出结论说，精神疾病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只是在有了疾病分类概念之后才得以出现，而且多半是由人为的标签所导致的。虽然这一争论最终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却让人们更为谨慎地强调两种“疾病”概念——disease和illness,前者代表一种病理学过程，后者则是对前者及其类似情况的主观体验。这一区分也使我们意识到，同身体疾病相比，对于精神疾病的判断更偏重于人的主观方面,这也正是精神疾病应当恰当地表达为m e n tal illn e ss，而不是m e n tal d ise ase 的原因。从伦理角度分析，如何定义一个对象不仅关乎人们的认识水平，更取决于他们的价值期待。前者决定这一定义是否能够揭示出问题的本质，获得解决的方法，而后者则体现出人们对于解决这类问题所能期待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精神疾病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通常与心理上的痛苦和人们总体上的不幸福状态相关;后者则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由于大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方面不同程度的障碍。相应地，从广义上说，精神健康指在精神上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很好地把握环境和现实，积极面对人生和自我的状态。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精神健康标准测量，这种状态表现为“三个良好”——良好的个性人格、良好的处世能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从狭义上看，精神健康便是指没有精神疾病或者精神障碍。当然，这些概念也会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我们这样定义精神健康的价值期待是：在我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急剧变迁中，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并在对于存在意义、自我身份和终极关怀的追求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困惑，致使精神疾病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和蔓延。面对这种局面，在现阶段我们应当从基础做起，把狭义的精神健康——“没有精神疾病或者精神障碍”作为构建精神健康社会的基本目标。 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因 学术界对于精神疾病成因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至今众说纷纭。精神疾病有着十分复杂的病因，而且无疑地与遗传和生物因素相关。然而，从伦理角度分析，似乎更应当关心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因，关心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诱因为那些有遗传性精神疾病基因缺陷者的相关基因表达提供了机会，以及如何从社会环境出发识别和确定精神疾病的风险因素，以便达到预防的目的。 对于这种社会成因，大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