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国学-张功耀.doc

初 识 国 学 张功耀 国学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广。我今天所要谈论的只能作为一个入门看待。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名为：初识国学。 一、“国学”的由来 “国学”这个词，源自《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依据这个记载，国学就是教人舞蹈。汉代学者郑玄著《周礼注疏》（第23卷）解释说：“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据郑玄考证，国学所教的舞为“小舞”，只适合于20岁以前的人学习。20岁以后的人不学小舞，而学“大舞”。现在，我们叫“跳舞”。战国及其以前，舞就是舞，不存在“跳”舞一说。我国什么时候在“舞”前面加了一个“跳”字，我没有查考。反正在周朝和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没有“跳舞”这个说法。小舞和大舞有什么区别呢？小舞不戴冠，大舞戴冠，就是这个区别。周朝的时候，设置乐师这个官职，专门教20岁以前的人小舞。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学”。 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是从日本引进的一个概念。日本这个国家，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学习中华文化。公元10世纪的时候，日本开始致力于建设属于自己的“国风文化”。16世纪中叶，西方文化开始传入日本。于是，“兰学”兴起。“兰学”进入日本以后，既冲击了进入日本的中华文化，也冲击了日本本土文化。从那以后，中华文化、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日本进行了长达300多年的碰撞。到19世纪中叶，这个碰撞最后导致了日本的社会革命。 1853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爆发了“黑船事件”。它以双方签订《神奈川条约》为结束。依据这个条约，日本的港口对美国开放。从那以后，日本正式结束了“锁国时代”，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程。它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在日本的国家体制中全都被抛弃了。这在日本的历史上就叫做“脱亚”。实际上，在这个“脱亚”过程中，日本本土文化也面临着崩溃，兰学则甚嚣尘上。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批守旧分子开始站出来力图保护日本自创立“国风文化”以来的成果。于是，1882年，在日本东京的千代田，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私人创办的“皇典讲究所”，专门教习日本皇家典籍。1890年，这个“讲究所”开始设立“国学系”。讲习内容扩大到日本神道教、日本古代文学和诗歌。以后，这个“国学系”逐步繁荣成了“国学院”。1906年，日本成立了第一所“国学大学”。1920年，所有这一类的“国学大学”都得到了文部省的承认。随之，它的教习内容也在不断更新，除传统的东西外，现代日本人创造的哲学、文学、诗歌、经济理论、宗教习俗，也被列为了教习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甚频。许多中国人到日本留过学。像鲁迅、蒋介石、周恩来都到日本留过学。通过旅日留学生这样一个途径，“国学”这个概念就从日本传到了中国。只是这个时候中国的“国学”，不再是周朝那个时候“教人小舞”的那个国学了，而是以研究和发扬中国本土文化为目的的那种国学了。于是，涌现了如梁启超、王国维、林语堂、钱穆、傅斯年、章太炎、胡适之，那样一批卓有成就的国学领袖。 其实，中国一直是国学至上的。而且，中国的国学一直非常封闭。中国古代，从选拔官员、文人休闲到男女之间谈恋爱，都免不了要玩点国学，或做策论，或吟诗作赋，或对对联。有的甚至把比武招亲也算在国学之内。在没有任何其他文化竞争的情况下，这样的国学娱乐基本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需求。自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和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国学开始面临挑战了。 首先是佛教开始与中国本土的道教“斗法”。佛教是一种宗教化很充分的一种宗教。相比较而言，道教的宗教化过程实际上没有完成。道教的道德内涵十分苍白，并且充满了许多迷信。佛教和道教“斗法”的结果，是在宋真宗年间实现了“佛道合一”。再后来，干脆形成了佛、道、儒“三教同修”的格局。你看我们长沙的岳麓山，山顶上是道教，山腰上是佛教，山脚下是儒教，就是这种“三教同修”格局形成的标志。 相比之下，西学对国学的挑战就要尖锐多了。西学在制造、织造，自然力的运用和医学方面明显优于中国的国学。比如说，“开膛破肚”这件事，中国人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没有亲眼见到过。可是，西方医生可以对难产的妇女施行开膛破肚的外科手术，则是中国人亲眼见到过的。在中国人的认识水平来看，火种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在衣兜里的。可是，乾隆皇帝却亲眼看见了英国驻华大使马戈尔尼，从衣兜里掏出火柴来点火。这些中国人完全不敢想象的东西，西方人居然做到了。这使中国人开始反思“国学到底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从那以后，中国敞开了西学东渐的大门。尽管如此，中国走向世界的速度还是远不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以后，迅速地走向了现代化。中国虽然也在做一些西学东渐的工作，却总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纠葛中兜圈子。 由于中国坚持“中学为体”，所有的科举考试都不考试西学，学者学习西方文化并不积极。要学也只学器物层面的东西。对西方文化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东西则一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