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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宏观透视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书评 法学院二班 田松 2010/12/1 摘要：黄仁宇先生可说是当今海外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位，而其《万历十五年》更是其代表之作。他以“大历史”观闻名，以崭新角度透视历史，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的看历史的方法。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礼治﹑道德﹑“阴”﹑“阳”﹑数目字管理 一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1976年夏，是黄先生的成名代表作。当时他已62岁，却已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颇具戏剧性。而此书完成后，出版却经过无数挫折。因为当时美国出版界对书本商业性的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而此书在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商业性的书局认为此书有许多学术性的内容，当属学术著作。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此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实际上可折射出当时主流学术界对黄先生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的偏见。不过，在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这样，一名犀利的分析，冷静的笔调的海外历史学家在大陆红火起来。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作者如此命名，确实有点耐人寻味，因为历史上1587年确实无所大事。作者解释到“这些小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①。全书共七章，分别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以及一大串人物组织在一起，又互相杂糅介绍，展现出一个历史大失败的总集。其间有大量细微又切身历史环境的人物描写，如在描述万历皇帝与申时行时，对其心理描写非常详细。特别是万历皇帝的细微心理描写，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守成之君，在面对礼教﹑宗法与群臣劝谏的束缚时，“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②，而此君臣对立所引发的皇帝长达三十年的“罢工”，对整个明帝国甚至后来中国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证明，黄先生所开创的清秀俊朗的文笔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精神美食，适应时代潮流。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当年明月)等，无不受其影响。 二 作者在书中序言就点明到：“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③这是这本书作者的核心论述问题，全书涉及的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等，都或正或反，或明或暗的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的帝国为什么需要运用礼教道德来作为治国原则？首先不得不从王朝存在的合法性谈起。王朝的存在与运行，需要向全体臣民承认，否则其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动摇。早在夏商时期，为解决这个问题，就产生了“神权”思想。它解释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神”，王权是“神”或“天”赐予的，这为其后整个政治文化奠定了一个历史基点。后来西周时期，对神权思想作发挥，对个人的价值加以重视，更加强调以“德”配天，君王有“德”才能受命于“天”。这样，礼教道德治国的原则，“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也就逐步建立起来。其间虽有冷漠，不过经儒家学说的解释发展，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成为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至明朝而极。 “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正是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④ 其次，“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⑤，这就是政府统治的可行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在封建社会相当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政府是不可能有一套高效的运营机制办法的。在此条件下，古代政府不得不是一个低能的政府。要想统治长久与稳定，最好是用外在的形而上的意识如宗教来束缚大众，使人民保持统一的精神生活方式以便于统治。在这点上，中西方相通。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就是依靠基督教的有力支撑。而中国，就是靠不断提倡儒家思想来实现的。从而使儒家近乎有宗教的实质，只不过无宗教的外衣罢了。 为了适应礼教道德的需要，我们的法律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是非评判标准，对挣执纠纷加以除裁，有时也只能以习惯或祖宗成宪作为根据，而这些规则都是从道德转化而来的。可是，这真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吗？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经济活动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发展，民间产生大量的诉讼。而政府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只低能低效的处理着，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