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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1-0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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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媚洋的“变法上谕”

1901: 媚洋的“变法上谕”1901年度事件:朝廷颁布变法上谕这是一个“改革”开始的年份。然而,一场以“献媚”为初始动机的改革,从它启动的那一刻,就缺乏诚意,如何可能成功?同时,这还是一个民心急骤流失的年份,在浩瀚的史海里,很难再找到如此悲摧的情节:那些朴素的乡民,因为爱朝廷而遭受朝廷的迫害,为了生存,最后终于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改革上谕:老太后为个人权力向列强献媚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意思即是说:除了三纲五常不能改,满清皇帝的统治不能变之外,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改革。这是自洋务自强运动以来,满清最高当局第一次明确“赐予”帝国子民如此大尺度的改革空间。这份上谕也因此被视作晚清立宪运动的起点,被称作“清末新政的开始”。但这个“开始”,本非政策,而仅仅只是权术。●对中国该如何处置?“对中国该如何处置”——这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之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逃亡西安的老太后最关心的问题。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以华制华”的观点也许最具代表性。丁氏庚子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演讲说:“为今之计,当先请皇帝复辟,另举西使中之贤者一人,入军机处,赞襄新政,则中国可安,而后患可兔矣。次当限制中国乏军备,散其营伍,毁其制造各厂。南中督抚以保商保土为念,订约保护,自是正办。余深望西国政府联络南省,整顿北省,须俟太后归政,罪魁重惩,方与退兵议和,万不可先退兵也。”丁氏极力建议列强废黜慈禧太后,扶植光绪帝上台。这种政治立场,缘自当时西方世界对清廷内部的两个势力集团截然相反的估价和态度。丁氏把慈禧视为庚子年间中国排外运动的罪魁祸首、义和团的同党和满族保守势力的总代表。对光绪,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同情和支持。在丁氏眼里,光绪与慈禧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光绪帝代表“进步党”,而慈禧太后则代表保守的“反动党”,丁氏说:“我们必须区分汉人和满族统治者。前者被人引入歧途,而后者背信弃义,不可饶恕。在满人中间,又得区分进步的光绪帝和排外的慈禧太后。”光绪是满人中的一个例外:“由于是外族君临中国的王朝,满族对外国的各种影响一概生妒忌之心,他们都是排外的,唯一的例外是光绪帝,他接受的是汉人改革家的影响。在当今王朝的王室成员中只有光绪表现出能广泛地认识和超越民族偏见,热切希望他的政府适应西方文明。他因热烈支持进步而被剥夺权力,因此他特别值得我们的同情。”丁氏对光绪的上台充满了期望:“从没有象在年轻的皇帝统治的短暂时期那样,排外情绪一蹶不振”,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几乎消失了”。丁氏的这些“处置中国”的意见,在庚子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土报》上被正式归纳总结、公开发表,其主要内容包括:(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议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利益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于也于庚子年七月十四日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处置中国”的意见书,并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以供参考,意见书的基本内容如下:“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两年来致力于驱逐外国人出境,现又在北京与直隶省进行,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2.每一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二人为阁员; 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十二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 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5.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6.应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对慈禧太后该如何处置?丁韪良与李提摩太们的意见,其实也是列强们的意见——列强所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议和前提条件,一是“惩凶”,即惩办把持清廷中央政权的“顽固势力”。二是“两宫回銮”,即迫使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回到联军的势力所及范围之内,因为惟有如此,列强才可能达成其迫切的另组“新政府”的意图——用驻日公使李盛铎的话说,是:“中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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