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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把“旅游美”美育纳入国家社会政策体系 陈昌茂 旅游美美育就是通过旅游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践，使人在“日常生活”与“旅游生活”的相互对抗统一中实现精神的完整性。旅游美美育是贯穿于人的一生始终的感性活动，是一种大众化的美育活动。 一、旅游美美育：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 美育从字面上解释便是美的教育，或曰审美教育。据考，这个词最早使用是德国艺术家席勒。他的名著《审美教育书简》是美学史上的经典巨著。席勒schiller（1759—1805）当时是受贵族的资助而完成的研究成果，相当于今天的受资助的课题成果结题报告。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和理解席勒的那27封谈美育的书信，他实际上是接着康德的思想（非功利与无概念、鉴赏力）谈论或者论证的美的本质及其对于人的意义，可以认为它是美的价值论的最早的系统论述。 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曾在德国留学，深受德国美学精神的感染，正是由于美的精神与宗教精神的相似性（超越现实），他在五四时期面对康有为等人针对中国人无宗教信仰的所谓现实而立儒学为儒教的复古运动，他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著名论断。所以，脱离蔡先生提出这一论断的背景来论，“美育”的地位和作用，是没有正确地理解，甚至可能带来一种误解。事实上，这确实是一种误解。因为蔡先生在北大提倡艺术教育，于是，国人便以为美育即艺术教育。蔡元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反讽式地指出，墓地是美育的最佳场所。正是从这篇文章，我们悟出蔡先生对人们对他的美育思想误解的无奈。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也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拓者，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用德国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艺术，写出了《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等著作，并有多篇短文。仔细阅读王先生的文章，他的美学思想恰恰是反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做法，他的美学思想恰恰是不主张回到古代的“理论美育”，认为那走到了美学的反面，导致了中国人的苦闷和空虚。所以，对于美育，蔡元培和王国维是明确的，那就是人要有感性的精神生活。 还值得一提的是张竟生。他在北大提出了美的人生观的问题，并提出了美的生活与职业的选择。直接把美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认为农业是最好的职业，与自然接触，最具审美的价值。特别是他提出的“性生活”与美的问题，人们要过美的性生活更是惊世骇俗，正是这一问题使他毁誉参半。 1980年的《马尼拉宣言》指出，旅游是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倡导“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旅游发展观应回归到旅游的本质，即把旅游真正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来对待。在我国倡导构建 “和谐社会”的今天，旅游人权的实现就显得更为重要。 人权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贡献，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以天赋人权的形式提出了人的基本权利，那就是居住权、财产权、受教育权，正是为了这些权利，人们才组成了政府，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发动革命，推翻“不合法”的政府，建设新政府。人权的外延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扩大的，在原始社会，可能主要是生存权，到了古典时代，增加了居住权公民权（古希腊最为重要的权利），到了工业时代，又增加了财产权，受教育权等等。那么，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即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要使人成为人，以上权利已不足以保证了，那就需增加一种新的权利——旅游权。 二、旅游美美育需要“社会制度”的形式保障 旅游美育可以贯穿人生的各个阶段，在童年时期，可以通过“家庭旅游”的方式，使儿童得到一种美育，主要是在小学时期，因为在婴幼儿时期，儿童对于“第二空间”尚无知觉。除了家庭旅游以外，学校也应组织“学校旅游”活动。学校为什么要放两个假期？就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父母不需要子女做家务活动，那么，既然是“假”，青少年了有最佳方式是专项游与观光游的结合，一方面以某一专项活动，如文艺活动、体育活动为事件，同时开展对于场所地景观的观赏旅游。那就是“放学”——不以学习为目的的活动。所以，假期应该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一项应该是旅游活动。除了小学，其实，中学、大学时期的假期，特别是中小学的假期，学校都应组织旅游活动。大学情况较为特殊，许多学生已经成人，他们的重心多样，有的要打工，有的要深造，不必一律要求，但是学校应有自己安排旅游活动的制度。总之，在青少年阶段，“家庭旅游”与“学校旅游”应成为旅游美育的组织形式，并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形式保障下来。 进入社会工作后，旅游形式演变为单位旅游和个人旅游两种形式。日本的一家公司每年都要组织员工开展旅游活动，但是，单位只做两个工作，一是提供经费，二是指定旅游地，不允许员工作“结伴游”，在旅游回来后，写出旅游记录这种方式深得旅游之精华。它即从制度上解决了员工必须旅游，又从制度上解决了这是真正的旅游，避免“空间侵袭”的干扰，也避免“结伴旅游”的人际干扰，这是“单位旅游”的创造性突破，是值得认真总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