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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学之盛，有两个闪光时段，一是南宋，一是晚清民初，很有一些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东西。南宋的“永嘉医派”，围绕编著、增修、校正、评述、批评《易简方》，开展热烈的学术研究和论争，其学术成就足以与河间、易水鼎足而三，共同开创了宋金元时期医学学派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而在中国医学史占有一席之地。近代温州以利济医院、利济学堂为代表的灿烂的医学文化，更是异彩纷呈，名医迭出，佳作屡见。本书编录近代温州医学著作，包括《利济医集》、《永嘉先生伤寒论讲义》、《松龄医铎》、《华佗疡科拾遗》四部分。 （第一节介绍利济医学堂基本情况，第二节陈虬、陈葆善的医学著作，第三节徐定超生平与医学著作，第四节徐润之生平与医学著作，第五节分析近代温州医学繁荣的时代背景，内容颇丰，篇幅过大，从略。此处节选其第六、七两节。） 六 近代温州医学的四位代表人物，出身身份各异：陈虬为思想家兼医者，陈葆善为陈虬弟子，正式科班出身的医学家，徐定超则属官僚而兼医者，而徐润之乃出身中医世家的民间医生。他们的从医目的、医学经历不同，医学思想自然有别，分析其异同，颇具意味，也更全面深刻地反映近代温州医学的概貌。 除了办学、办医院、办报刊之外，陈虬的医疗实践活动大体有两个阶段：同治九年至光绪六年，从因病习医，到临证议方，再到30岁时著《蛰庐诊录》，此为一阶段；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从撰写《霍乱病源方法论》，到“瓯郡霍乱盛行”，出为治疾，再到总结编纂《瘟疫霍乱答问》为另一阶段。因病习医，是旧时知识分子从医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学医始成，初出茅庐，牛刀小试，已见其功。陈虬博览医籍，发皇古义，奠定扎实的医学基础；临床实践，阐理精微，疾病疑似之间，脉症参合，辨明是非，认清病源，善用经方加减治奇病。陈虬治疑难病症，对证用药，每起沉疴。陈氏体验“认症之诀，当于反正疑似处辨别明白，自解自难。久之，自有一种真正道理，横飞跃出，焕然于心目之间。特非多读书、多临症者，亦断不能有此境”。此时医学已颇具水平，入一定之境，但中年以后思想成熟，便投身政治，中举、三次会试、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办学堂、办医院、办报刊，更成其践履躬行维新事业之一绪，虽也撰写《利济元经》等医学理论著作，但已无暇参与具体医疗活动。陈虬亦自叹息，“吁！安得潜心医学者，与之参究其间哉”！其后以拯危救困的姿态投身防治霍乱，对霍乱病因病机的理论分析，病证症状的诊治措施，具体的方剂药物，都切中肯綮，贡献卓著。《瘟疫霍乱答问》后收于《中国医学大成》，主编曹炳章誉其“试之多验，远近传抄，时医奉为圭臬。先生且昕夕出诊，不以为苦，活人无算”。这一阶段治病救人的医疗活动，更带有拯危救困的政治色彩。陈虬的医学活动说明，陈虬是思想家、政治家、维新志士，而医事不过是其“余业”而已，他只是一个“兼职医学家”。 陈虬作为维新思想家，但医学思想却是相当保守，相当陈旧的，这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认识中过分地强调五运六气学说。在他早年的医学著作《蛰庐诊录》中，就以运气作为分析病情的主要依据；至创办利济医学堂，更视运气为医学之本，其言“夫方技之学非专不成，然非博通则技亦无由而精，若能于运气、胜复、加临之义，参以太乙、壬遁、孤虚之术，则不合者鲜矣！由其道而精之，风角、候气、运会诸家举不外此”，所编基础教材《利济元经》即以运气居首，而编《元经宝要》时将运气与藏象、经脉相提并论，视为全书之要，为此还专门著有《医历答问》、《医历表》等；晚年撰《瘟疫霍乱答问》，开章明义便以五运六气司天、在泉阐述瘟疫霍乱的发病、病因和病情，直至回答“运气之说或多不验，故自来医流多不甚信。何先生持之甚坚”的疑问时，仍曲与辨说：“此当旁参他术方验。精于此学乃知五行家言出于吾医运气。但当曲类旁通，沿流溯源，方能得其肯綮耳。而与医最密切者，则九宫紫白之法。”运气之学是陈虬自始至终坚持的学术基础。但是，自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后，运气学说日渐衰微，清代医界言运气者已寥寥无几，而陈虬却视为其学之本，这颇引人深思。实际上，这也与陈虬的整个思想相统一，《利济学堂报例》提倡“堪舆、壬遁、星平”，《报国录》按照“奇（门）遁（甲）”、“九宫紫白法”列阵图，甚至依靠五运来认识过去、预测未来，《心战下》说什么“金行应运，得时者胜”。这些沉重的古代方术迷信包袱，是陈虬思想中落后的一面，在当时就曾遭到谭嗣同的剧烈反对：“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维新思想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旧的痕迹，新旧思想很奇怪地交错在一起，表现出自身的矛盾。这些都提示我们，今天当然更要批判地继承。 最后谈谈利济医院、医学堂运作中的一个问题：医院、医学堂“历办一十七年，两院亏折甚巨。通盘筹算，微特院董垫款五千余元无归，即报馆各股除已付外，尚二千余元，郡院亦无款可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