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张毅.docVIP

中国近代文化论争对新常态下文化转型的启示 ——关于推动新一轮中国文化转型的思考 张 毅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文化转型从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倡导至今仍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原因在于我们学习西方的时候丢掉了中国文化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根本精神，导致民间的主流文化缺失。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与之相适应，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为适应这一“新常态”而做出转变，须推动新一轮的文化转型。文化转型的过程是没有终点的，一是要坚持理论自信，毫不动摇地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要搞清楚制度与道德的区别，在保持我们中国文化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基本道德的前提下与西方平等交流学习。 关键词：新常态；中国文化；文化类型 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之论争 针对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陈序经等学者认为应当全盘西化，提出“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整个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针对该全盘西化的倡导，主张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于1935年共同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主张对中国文化“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西方文化则是“吸收其所当吸收”。对此，胡适随即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新式的化妆出现”。胡适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是与陈序经相比，胡适是折中的全盘西化论者，他认为“文化固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文化本位。”当时的一些反对全盘西化论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纵是中国固有文化，纵有可存，也不应存；西方文化纵有可舍，也不应舍”。此论断一出，直接戳中全盘西化论者的要害。对于中国当时的困境，有识之士分别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开出药方，体现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和社会担当，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全盘西化论都有自己明显的缺陷，都不是解救中国文化弊病的良方。对此，冯友兰先生从文化类型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不是由中国这个特殊个体变为西方这个特殊个体，而是由一种类型变为另一个类型。“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代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和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有名词的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是优越的，并不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这一个觉悟是很大的。” 那么如何由中古的文化步入现代的文化，冯友兰先生给出的解答是必须改变中国的文化类型，由生产家庭化转入生产社会化，因为中国农业社会是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而西方工业社会是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冯先生是七十多年前提出这一论断的，纵观七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虽然历经曲折，但基本上是从生产的家庭化朝着生产的社会化的方向转变。我们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转型，事实上我们从近代以来一直就在进行转型。现代学者张磊提出评判文化是否转型的四个标准:“其一,原文化类型借以建立的经济政治基础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二,是否有新文化观念的产生并对旧文化类型形成冲击;其三,新文化观念是否得到了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其四,大众文化是否改变”。以之来对比观照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可以肯定地说，转型并不理想。文化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人们努力爬山最后会到达山顶这个终点不同，文化转型的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假如中国转型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阶段，那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持不同观点的人仍会憋足干劲，努力追赶；另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转型和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并不是停滞不前等待中国赶超，它们看到中国快速的转型升级，必然有更大的干劲推动发展，若连这点拼搏的精神都没有，那么这些国家断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绩，也即不值得我们去学习。 二、中国文化转型出现困境的原因 承上述，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根本精神和基本道德到底有哪些呢？现代著名文化学者李宗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同等内涵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是中性的概念,中华民族精神是褒义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秀成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那么作为中国文化精神核心价值的民族精神有哪些？李宗桂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可划分为:古代以崇古、征圣、宗经为表现,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守成精神;近现代以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为表现,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革命精神;当代以改革开放为表现,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开拓创新精神。”开拓创新是现代中国文化好的一面，唯经济思维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滋生一些弊病。农业社会时代一些基本的文化观念,如专制思想、等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