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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7... “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 【注释】 　　 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的写作获得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部分因为“公共利益”是土地和财产征用的一个宪法性前提条件，“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随着有关征用的争议大量出现而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在2004年的中国行政法学年会上，“公共利益”的界定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　 　　 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以下简称“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52-59页。　 　　 参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 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第64-75页；王锡锌、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再探讨”，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第40-47页；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第48-55页；姜明安：“简论我国行政责任制度所体现的平衡原则”， 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35-37页；晨曦：“平衡论的困境”， 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38-41页；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兼议‘平衡论’的完善方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第40-50页；杨解君：“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两大主题”，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第33页；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第58-74页；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平衡与失衡”， 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72-89页。　 　　 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思维模式。例如“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部门利益和团体利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可以把公共利益理解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陈晓春、胡扬名：“建设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光明日报》2005年4月13日。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笔者在《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8页的评论。　 　　 参见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203页。　 　　 这就是著名的“休谟定律”（hume’s law），见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ook iii, part i, sec. 1。注意休谟在这里也认为理性(reason)只是发现事实与因果关系的工具而已，而不可能确定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即不可能为人们设定价值目标。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可参见《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6-48页。　 　　 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9，126-129，141页。　 　　[11] 见aristotle: “we deliberate not about ends but about means.”the nicomachean ethics, david ross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5.　 　　[12] 参见霍姆斯：“法律的道路”，《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刊，第6-19页。　 　　[13] 因此，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平衡论”和“控权论”无大差异。例如参见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以下简称“控权—平衡论”），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第48-56页。　 　　[14] 见clinton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penguin (1961), pp. 77-84.　 　　[15] 参阅jerry l. mashaw, richard a. merrill, and peter m. shane, administrative law: the american public law system, cases and materials (4th edition), st. paul, mn: 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