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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1992年2月的一个傍晚，甘肃南部山区的中岭村，几百名村民包围了夏某的院子，几十个人将准备好的8包土制炸药、燃烧瓶和石块投向院子。夏某的家人及外地来的两个商贩从炸倒的房屋中爬出，但大门口被人堵住，村民以乱石和棍子将他们打死，尸体被扔进燃烧的房屋焚毁。在一夜的行动中，二十几名村民直接动手，二百来人现场观看，村中提供炸药、柴草、汽油等物品帮助的人达七十人之多。夏某与中岭村的村民和干部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80年代以前，夏曾是村中的领导人，他卸职后到外乡承包砖场致富，很少与村内人往来，垒起高墙独往独来。于是，这家人被咒为不拔一毛给乡里乡亲，赚钱只为自己、应遭天报应的坏人。在村中传出夏家抽取村里猪的胆汁牟利的谣言后，遂有上面所述事件的发生。[21] 　　夏家没有进入村庄单位的保护系统，又难以从其他的社会单位中找到有效的保护方式（除非他建立私人性的保护组织—黑社会），是其主要的危险。不难发现，乡规民约对于保护系统内、外者的不同原则，客观上起着巩固村庄内聚（solidarity）的作用，而内聚的中心是能够提供保护的组织，通常这就是基层政权。如果一个村民需要取得村内身份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和保护，它必须以其承认的方式和程序进入这个保护系统－比如出生、户口正常迁入、婚嫁、继承等等，或是以对方赞许的行为方式活动，以取得相应的受保护资格。似乎有理由推论，在乡村，如果没有其它的保护系统存在，或者它们虽然存在，但并非如此有用，那么，对于村民来说，进入这个保护系统就非常重要。对村民身份的承认，使村庄成为一级组织实体，它帮助村民避免伤害、享用安全和福利，也成为村民地位、其权益声称、申请保护的实施单位和组织。村庄组织协调着村民的生活秩序，而被保护者自然应当认同并服从村庄秩序，村民权利受到村庄的保护并非没有条件——它需要以服从村庄整体（集体）要求为基础。 　　这些现象表明，乡村村民的各项权利实现，事实上是以村庄为单位被界定、被负责的，村庄成为确保个体权利授予和实现的执行组织。村庄不同，不仅提供的权利内容会大不相同，实现权利的方法也会大不相同，但所有的乡规民约都没有忘记，规定这些权利是有条件的-违反规定者，权利将被取消。显然，村级政权保障权利的能力是实现其管制权威的重要条件。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依赖于村庄权威对“集体”经济税收的控制权，在那些控制较弱的地区，村级政权提供的“权利”没有实际内容，他的权威地位就明显减弱。在浙江调查中的“村穷民富”者，则属于这种情况。村级政权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能够通过正常税收来支持，而必须由村办企业来支持，企业的赢利状况、以及是否在村级政权的控制中，与其通过社会建制获得的制度权威密切相关。 　　内外成员的区分和不同处置，提出了乡村公共领域的缺乏问题。乡规民约的范围以村庄为边界，如果个体离开了村庄组织的辖区，村民在公共场所出现的问题或者没有人管，或者被转到他本人所属的村中处理。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的乡规民约针对不同的被管辖者，越过辖区边界进入“公共领域”的人，则意味着失去对组织的所赖，所以在实际上，似乎不存在一个各辖区之外的“公共场所”规则，或者说，村民在公共区域很难找到保护者，即使是最低限度的那些权利内容，也由于失去了具体执行的组织建制而不能实现。在乡村，单独游动的个体经常存在着被侵权的危险，原因是，他离开了上面所说的社会建制的保护边界，处于无人负责的境地，歧视性对待便接踵而来-他通常很难与其它有组织所赖的个体在权利上被等同对待。 　　比如土地承包，在乡村普遍存在着多种价格，本村村民一种价格，外来户则通常是“市场”价；此外，外来的承包者须上缴的公基金和管理费都可能大幅度上扬；更为常见的，是外来者和内部人的不同谈判地位，他们和内部人签的合同，可以被对方随时推翻-如果承包土地收益不菲，出租村甚至可能推翻公证合同的年期和费用标准，以收回承包权为由迫使对方提高租金。这就是说，内部人的回收权在基层组织的负责下随时可以兑现，并不受到双方公证合同约束。基层政权，在这种时候，往往代表村内成员，它只为本村成员的利益而工作，它们工作于对辖区资源的垄断，避免外（他）人的竞争，以此保护村内成员的利益。 　　“王焕光兄弟二人承包后沙庙乡162亩土地，合约签18年，并约定无论粮价如何，租金100元不变。合约取得了公证后，兄弟二人开始整治土地，借贷耕种。几年以后效益见好，借贷逐渐还清，粮食有所剩余，村委会便单方面决定拒收租金，提前收回土地承包给本村农民耕种。王姓兄弟求助法院及公证机构支持合约18年的期限，但法院的证明并不能有效阻止村委会提前收回土地的行动”。 　　“郭勇兴夫妇承包洛村果园合约14年，年租金2000元。1993年，洛村村委会“通知”郭夫妇租金增至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