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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论文,经济学论文论文,... 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 技术并取得更快产出增长的潜力更大。 　　劳动力市场和培训市场的发展，对于提高农村劳动者捕捉就业机会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还处在发育这两大市场的初级阶段，但其成就已经令人鼓舞。农村劳动者经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转入国民经济中创造附加价值更高的部门，正在校正着传统国家工业化模式的结构性偏差：劳动者培训市场的崛起，则是对过去几十年农村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一种补救。 　　（十二）人力资本的投资战略 　　经验表明，对人力资本更多的投资，并不足以克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环境的不利影响。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即发展战略的调整和体制改革已经开辟出一定就业空间的时候，却完全有可能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落后，而不能使数量巨大的待就业劳动力满足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我们在深圳调查时，对那里近年因产业升级而引起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形，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相信这种“质量短缺”的现象或多或少地也发生在其他沿海发达地区。因此，人力资本的投资政策可以独立讨论和预作准备。鉴于经验和研究的不足，本节对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讨论，部分依据样本和个案的调查研究，部分依据国际经验。 　　首要的问题是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两部分——正规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如何恰当地区分。流动民工的正式教育是由他们出生地的政府、社区和家庭投资的，但其收益，则可能部分以致全部被他们本人和流入地区所获取。这里的情形，与发展中国家负担了出国留学生的初级教育、而后这些学生成为发达国家的后备人力资源的情况颇为相似。如何安抚似乎注定会严重起来的劳动力流出地的不满？落后地区还应该担负包括将来要流走的劳动力在内的全民义务教育的责任吗？还是要对流动的劳动者征收所谓“培养补偿金”呢？这些对未来的农村教育布局显然有重大的影响。对此我们的分析是：（1）农民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由于年龄的限制，在本地完成是天然合理的，因为不能想象一个成年劳工到了流入地后还能有效地完成初中等教育；（2）正如我们的样本显示的，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劳动者，多半会留在本地，而少有机会被发达地区或城市的流动市场所吸收，因此如果落后地区因为“人才外流”而放弃健全义务教育的努力，最终只会对自己不利；（3）受教育较好的劳动者在流动中的“升值”，会反过来刺激本地农家子弟努力学习，从中会产生很大的利于本地发展的外部效果。因此，农村的义务教育是本地政府不容推托的责任。应当明确，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完善义务教育是政府合法行政的一项应尽的义务。这件事，原则上同受教育者将来到何处就业没有任何关系。同时，义务教育法是全国性的法律，执行时不能因为各地财政基础的差别而打太大的折扣。落后地区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开支的不足部分，应当由财政的转移性支付补足。 [NextPage] 　但是，超过义务教育部分的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原则上要由私人和社区按照市场投资收益的办法来进行。这就意味着，目前农村的高中、中专和其他职业培训，都应由受益者支付投资成本。这样市场化安排的好处是：第一，按市价收费可以使教育和培训的内容更适合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第二，与每个人个人的资质、偏好和人生期望值更加吻合；第三，减少未来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其次，确立在职培训的主体形式，这就是招工企业的岗位培训和民工个人在一个竞争的培训市场上选择受训项目，而不是政府用公共资源垄断民工培训市场和大包大揽。国际比较表明，绝大多数国家中的政府培训项目代价高昂，而且通常难以向受训者提供有市场的技术〔38〕。我国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要求民工必须经过“自己的”培训项目才可以获得就业许可。作为一种“创收”技术，这种做法可能是有效的，但不能指望在如此规则下会提供真正有市场价值的技术培训。 　　企业牵头进行的培训通常是开发个人技能的效益最好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也可能导致技能培训的供给不足。原因之一是，企业担心工人一旦完成培训就另谋高就，从而把培训价值的“残留”部分带给下一个雇主。这种担心在我国进城农民工“跳槽率”较高的条件下是非常现实的，从而会减弱企业对民工培训的投资。应当总结实践中由企业和工人分享培训相关生产力收益的各种经验，比如企业把重要的培训机会提供给被证明已经对企业有重要贡献的骨干工人，与受训工人在事先签订合约，规定在受训后一定时间内留在企业工作是企业出资提供受训机会的条件，工人在受训期间接受较低的工资以便分担培训成本，以及其他等等。 　　各个部门企业的培训需要可能彼此相差极大〔39〕。因此，制定整齐划一的培训计划强制要求企业执行，会造成表面文章或企业和个人不合理的经济负担。但是，这并不是主张政府在企业为主的培训投资方面应该无所作为。在提供需要哪些技能的信息方面，在制定行业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