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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制度视角下中国古代婚姻形式探讨 　　摘要：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和形式多种多样，比如“一妻多夫”制度下的群婚制，走婚制，“一夫多妻”制度下的收继婚，买卖婚等等。历史长河绵延下来，婚姻形式的变化必然有其社会背景，文化，政治等的促使。从经济制度中的财产制度层面分析其对各种婚姻形式的影响，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关键词：财产制度；婚姻形式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160.02 　　1引论 　　中国远古时代的婚姻习惯已难以考证，但从各种史书记载的传统来看，在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制以前应该存在过其他别样形态的婚姻习惯。况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婚姻形式必然也受该社会的财产制度的影响，所以本文试从财产制度角度分析中国历代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婚姻形式。 　　古代社会中，男女双方哪方拥有财产的支配权和财产继承主体的确定权，哪方就会在婚姻中占据控制地位。“一夫一妻制”是典型的婚姻形式，贝克尔曾解释，“几个男性同娶一个女性会造成辨认生身父亲的困难，所以，仅仅自有子女的重要性便足以说明一妻多夫或多夫多妻的婚姻形式之所以不会普遍存在。”但在“一夫一妻”制中，“没有辨认生身父亲的困难，而生身母亲永远是确定的”。 而自有子女观念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占有财产一方家族的继承者。若父亲抚养“非自有子女”，则会造成家庭财产流量和存量的部分或全部外流到非血缘关系的外人手中。总而言之，尽管可以部分地用某一社会的历史传统及习俗加以解释 “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等婚姻制度的多样性，但是，该社会的婚姻形式受某一社会的财产制度影响是非常大的。 　　2母系社会中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形式 　　在母系社会中，女性处于主要地位，拥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子女只属于其生身母亲，与其父无关。母亲在财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使得生身父亲的辨认对于家庭财产权利的支配和继承失去了意义。因为“生身母亲永远是确定的”，无论和哪个丈夫所生的子女永远是女方的“自有子女”，因此也就不会造成非血亲对家庭财产的继承问题和家庭财产的流失。由此可得，从财产制度的角度看，在母系氏族社会有普遍存在“一妻多夫”和“多夫多妻”的婚姻形式的可能性。 　　原始群婚遗俗在商周时代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桓公十六年》中有则材料最能说明问题：“郑厉公与执政大夫蔡仲发生矛盾，派蔡仲的女婿伺机把岳父干掉。这事让蔡仲的女儿知道了，她跑回家问母亲：父亲和丈夫哪个更亲？母亲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克比耶？女儿恍然大悟，及时揭发了阴谋，于是把丈夫送上了断头台。”取下道学的眼镜之后，“人尽夫也”这句不晦涩的话本来就不难理解：人皆可夫，男人都可以做丈夫，抛开眼前的这个丈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明白无误的表达了春秋时代的婚姻观念，反映了这一时代婚姻“混乱”的实际情况。 这一时期的婚姻制度的不稳定，形式的混乱，也源于社会经济不动乱，绝对的男权社会观念还没形成，财产制度的规定也不明确。 　　实际上，在现代唯一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国云南省泸沽湖摩梭族人的社会中，数万摩梭人至今过着“走婚制”式的生活。 “走婚制”下所生的子女，无论男女都从母姓，为母所有，受母亲抚养，与父无干，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子女继承母方家族的财产受血缘关系的保障，当然没有所谓的“外人”（包括父亲）对财产的使用以导致财产的外流。可见，在母系氏族社会中“走婚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独特的财产支配和财产继承制度紧密与这一制度是相关。 　　3男权社会中的财产制度和各种婚姻形式 　　男权社会主要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男性占社会主导地位并拥有财产支配权。所有的“妻”所生的子女全部都归属于“夫”。生父的确定性，子女特别是儿子作为财产继承主体的清晰性，使得家庭财产的继承始终在以父亲方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中进行。因此，“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在男权社会有其繁盛的经济背景。 　　“一夫多妻”或“一夫多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的婚姻形式主要表现为买卖婚（聘娶婚）和收继婚。 　　买卖婚（聘娶婚），是古代氏族族外婚中议婚的一种发展形式，也是私有制婚姻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父权制的确立，一方面，女子的地位逐渐下降，沦为可以买卖的货物。至周代是买卖婚演变为聘娶婚，“无币不相见” 进一步证实以家长包办为表征的聘娶婚实质是家长买卖婚的别名。所以买卖婚和聘娶婚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买卖婚偏重事实上的钱财，聘娶婚重视象征性的财物，但是妻妾可以公开买卖，也导致其在夫家的地位必然卑贱，甚至只是视为夫家的财物亦或是延续香火的工具。因此自然不得成为享有财产权的主体。实质上的“一夫多妻”制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即“一夫多妻”是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