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的本国银行.docVIP

清末上海的本国银行 叶世昌 一、清末本国银行业迟发的原因 鸦 片战争后不久，英国的银行就开始进入中国。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商银行是东方银行(OrientalBank)，该行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香港设立 分行，中文行名为东藩汇理银行。同年在广州设立代理处，后改为分行。二十七年在上海设代理处，二十八年年改为分行（1），中文行名为丽如银行。以后在中国 设立的外商银行达20余家，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中国自办银行的呼声也因而日益高涨。但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比第一家外商银行的进入中国足足迟了半个世纪，比洋务运动开始的时间也迟了30余年。其原因究竟何在？ 笔者考虑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 一，中国传统的金融组织和机构有相当的强势。金融活动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就是融通资金，方法有存款、放款、汇兑以及货币铸造、兑换和发行等。这些内容中国的 传统金融机构都有经营。中国的钱铺产生于明朝，盛于清朝，逐渐形成“钱庄”这一名称。钱铺之外又有银号。后来又在北方出现账局。这些都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 为主要业务，有些也能进行汇兑。道光年间产生票号，更是以汇兑为首要业务，也经营存放款。票号商人实力雄厚，许多钱庄要向它们借款作为营运资金。此外还有 当铺，也能起一定的通融资金的作用。这些金融机构还都可以发行兑换券（银票、钱票等），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创造信用能力。有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存在，在中国市 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已经能解决一般工商业者的资金需要，因此他们并不特别需要银行，对银行的有无并不很关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洋 务运动搞了30余年，却没有本国的银行出现。而保险就不同，同治四年(1865)五月，上海华商义和公司保险行在上海开设；同治十年三月十二日(1871 年5月1日)，以华人股份为主的华商保安公司在香港开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也设立仁和、济和保险公司。中国自己没有保险公司，而实际上有需要，就很快向 外国人学习了。 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同西方银行相比，主要的不足是每家的资本比较少，这是因为采取独资或合伙的办法，不像股份制企业能集中巨 额资本。店主所负的责任是无限的，不像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只以所定股本数为限。中国钱庄的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不像银行以抵押放款为主，放款的风险性小。 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的传统金融业要学习西方金融制度的优点，但在西方银行进入中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都安于原来的模式，无主动的 改革要求。 第二，政府长期对设立银行缺乏兴趣。政府从全国金融考虑，应该考虑设立中央银行（当时习称官银行或国家银行）的问题。但清朝政府利用传统金融模式已经掌握了许多金融资源，对设立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认为有此必要。 光 绪十一年，怡和洋行克锡、格密克等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条陈，建议办国家银行，并拟定了一个《（股份）有限国家银行章程》。（此《章程》笔者已从《申报》找 到，但未说明是克锡、格密克等的《章程》，经分析后可以确认，本文不展开）。李鸿章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拟了一个《拟设官银号节略》（2）。《节略》中 说：外洋各国皆有国家银号，自操利权，一切章程讲求尽善。总税务司赫德前呈《续旁观论》曾请创设国家银号，英商怡和银行克锡、格密克等现禀请创设国家有限 银行。大意仿照西国银行办法，集华洋商股为本，不费公帑，只须经办得人，运筹合法，于国家利益实多。他对办国家银行可能存在的疑虑作出了一些辩析。原《章 程》并无华洋合办字样，而李鸿章则提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还提出须用西商两人为会办，待华人熟习后，徐谋替代。 八月，李鸿章向慈禧太 后面奏开设官银行事。二十五日（10月3日）奉皇太后懿旨：“据李鸿章面奏开设官银号以裨国计等语，著户部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并命醇亲王奕誤一并与 议。”（3）讨论时。户部提出了否定克锡、格密克等《章程》的《户部说帖》（4），提出反对理由完全针对克锡、格密克等的《章程》。户部似未见到李鸿章的 《节略》，也可能是有意避开同李的直接冲突，而专以《章程》作靶子。经户部作否定的回奏，慈禧于九月二十日（10月27日）再发懿旨：“前据李鸿章面奏， 开设官银号以裨国计等语，原为通筹经费起见。惟此事创办非易，中华与外洋情形迥不相同，若经理不得其宜，深恐流弊滋多，著毋庸议。”（5）这次讨论，充分 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对办国家银行的消极态度。 清末地方政府权力膨胀，可以自行其是。铸币权原来掌握在朝廷手中，但铸造银元、铜元都发自督抚。 光绪年间，各省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官银钱号（官银钱号是一种习称的综合名称，实际上当时以“官银钱号”为名的机构并不多），如迪化官钱局（发展为新疆官钱总 局）、秦丰官钱局（陕西）、浙江官钱局、豫泉官钱局（河南）、通惠官银钱号（天津）、湖北官钱局、山东官银号、永